李东东:尽忠尽孝 家国情怀

　　每年的3月3日，我的心情都比较复杂。这一天，既是我履行政协委员神圣职责的日子，也是全家人到八宝山看望父亲的日子。“有国才有家”，“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这是父亲对我的终生影响。年过九旬的老母亲对儿女说：“爸爸在时总说，你们尽忠就是尽孝，人要有精神，有家国情怀，有点儿大义千秋的襟怀气度。”

　　我的父亲李庄、母亲赵培蓝，抗战时期相识在太行山。战争年代，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条件虽然艰苦，但父亲意气昂扬，风华正茂。不少老同志在回忆父亲时都会这样描绘：当年的李庄，身材高大，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平易谦和，抗战初期因发表了不少抗日将领访问记而“声名鹊起”。

　　母亲至今仍记得初识父亲时的情景。那是1945年，“整风”结束后的一次文艺演出，台上一高一矮两个人在表演，母亲问她在太行联中的同学：这两人是谁?同学答：高个子是鼎鼎大名的李庄，矮个子是归国华侨杜展潮，都是新华日报记者。从那时起，父亲高高的身影就留在了母亲心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19岁的父亲和所有不当亡国奴的青年一样，离开家乡，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1938年在太行山参加革命后，他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胜利报》、《晋冀鲁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工作。

　　中共中央从陕北转战到西柏坡后，决定恢复党中央机关报(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时，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即予停刊)，因此将华北《人民日报》升格改组为中央机关报。父亲由华北《人民日报》编委进入组建班子，成为《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历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他采写了大量被广为传诵的战地通讯，如《为七百万人民请命》《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复仇的火焰》《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等等。

　　其中，《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刊登于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号一版，受到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的表扬。后来，父亲第一批进入北平参加军事接管工作，接着采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天一篇通讯，发表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等系列报道，忠实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

　　父亲在抗战的烽火中离开家庭投身革命。“一声炮响上太行”，“小家”让位给了国家。从1938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给在老家徐水的父母只写过一封仅有一句暗语、没有地址的信：“我处生意兴隆，体健。戎庄。”十余年间，他和家人不通音讯，彼此生死不明。

　　直到1949年初的一天，北平的报纸上登出范长江接管国民党《华北日报》、李庄接管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的消息，我的叔叔们抱着“去看看这个李庄是不是我们的大哥”的想法，找到了报社驻地，先后参加革命的一家人这才团圆。

　　刚刚从战争走入和平，父亲又从和平走向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他受命担任中、英、法三国记者国际采访团的领队，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就进入朝鲜，多次出入汉城，深入到朝鲜半岛南部采访，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抗美援朝赴战地采访的第一人。

　　从朝鲜回国后，父亲根据组织安排，长期值夜班、编报纸。除了20世纪50年代末被派到苏联工作的几年外，他不论当部门主任，当副总编辑，还是当总编辑，都在值夜班，一干就是二十余年。

　　1966年春，“文革”还没正式开始，父亲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照旧值着他那常年的夜班。在奉命删节转载为“文革”造势的《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引起了上面的震怒，报社被责令做出深刻检查和处理。父亲也被停止了副总编辑的工作，开始做起了永远通不过的检查，成为“文革”头一批牺牲者之一。

　　人民日报社的运动形式不像其他一些单位那样残酷，我们一家没有悲惨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但却实实在在地“四分五裂”了——我姐姐去了内蒙古插队，我哥哥去了云南插队，我去了陕北插队。当我们的父母都在北京时，这个家是“四分”，若父母中一个人去了干校，这个家便“五裂”了。

　　1976年，“文革”进入第十个年头，父亲仍在经受着他参加革命以来鲜有的痛苦。父亲的一生，为人正直、厚道、持重。对组织，他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对同志、对战友，他诚心实意，友善相待。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根据地，没有经历白区工作的压抑或被捕入狱的磨难;和平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次政治运动，他也没有被错误批判。加入革命队伍以来，他心情最压抑的时期，应该是在这十年浩劫期间吧!

　　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政治形势再次微妙起来。当时，我经历了延安种地、内蒙古放羊之后，穿上了绿军装，正在解放军铁道兵学院当兵。大事当头，部队领导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于是派我去北京出差，让我通过家庭交往的渠道，了解一些“政治动向”。于是，我得以在北京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周。

　　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告别父母回部队的前夜，父亲、母亲和我，关起屋门，坐在床上，披着被子，彻夜长谈。从我的跌宕起伏的青年时代——党和国家多事之秋的十年，说到他们的波澜壮阔的青年时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十年，再说到见证他们青春年华的革命根据地——太行山。

　　长夜漫漫，我们禁不住一同唱起了《在太行山上》，慷慨，悲壮——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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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父母带着儿女，在特殊时刻，以特殊方式，回顾了自己走过的峥嵘岁月，倾诉了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表达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感情。

　　2006年3月15日，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们没有用通常的哀乐，八宝山大礼堂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在太行山上》，吊唁的人们忍不住泪下沾襟，而母亲与我们兄弟姐妹，更深知《在太行山上》对父亲的意义，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意义。

　　因为任职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两度离开北京。随着职务的变动，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可是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忠孝不能两全，为国尽忠和事亲尽孝，常常在我心中纠结。可父亲对女儿从没有过一句埋怨，不论是头脑清晰还是语句含混，他的思想、他的表达永远是——好好工作，回家。晚年的父亲肯定希望小女儿常在跟前，可他关于回家的前提是，先得干好工作!

　　1994年的元宵之夜，恰逢我去张家界赴任。进入市区，黑黝黝的山城有些陌生，烟花爆竹此起彼伏，霎时间，革命志士熊亨瀚的一首诗在我胸中涌动——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我喜爱这首诗，后来我曾在写文章时向父亲提起，他也赞赏这首诗。我想，这就是我们血脉传承的信念：“国是家”!

　　“李庄的一生就干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办报。20岁就走上新闻工作道路且终生奉献于此的父亲，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办报，但他却用一辈子的时光，用无声的语言，教给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知识的人。

　　我在兄弟姐妹中离家最早，与父亲相处也最少。20岁就走上新闻工作道路且终生奉献于此的父亲，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办报，但他却用一辈子的时光，用无声的语言，教给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知识的人。

　　2014年1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兵改工30周年纪念日，应战友之邀，我写了《铁道兵赋》，发表于《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铁道建筑报》，后者，就是当年的《铁道兵报》。

　　我的手头，无意间珍藏了父亲在十年浩劫身处逆境的日子里写给我的一些信。那时，他在北京，我在石家庄。父亲还没有“解放”，我们家还在落难。所幸，我在部队得到了组织上和大多数同志的关怀与爱护。由于我在政治部宣传处工作，抄抄写写是常事，偶尔还会写个小稿子。

　　当年，要完成查找资料特别是翻译古文、古诗词的任务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经过“文革”初期“破四旧”，烧书、毁书，非常缺少权威的工具书。故而，我先后写过不少信向父亲求助，父亲则耐心地回答着我关于哲学、文学、党史、军史等方面的问题。

　　这里，我把其中的一封信全文照录——

　　东东，你好!

　　你等这封信，可能等急了吧!最近时间较紧，工作、学习，难得找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一气写封较长的信。

　　你整理的那篇稿子，妈妈十四日拿回来，我看了两遍，增减了一二十个字，第二天就寄给铁道兵报社了。改动处，大抵是一些不合适的、同“身份”不称的提法。如“认真纠正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我军”二字不妥。“我军”不能随意用，那不等于代表整个解放军了吗?这种地方本来容易处理，把“我军”改成“我们”，就成了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自称，符合身份和地位。这是一些具体问题，提一提，以后注意就是了。

　　总的印象，此稿写得清通，逻辑也还严密，利用现成材料搞成这个样子，是不容易的。当然，如果严格要求，应该说，它比较不深、不细，而这显然受了素材的限制。一般来说，在多数情况下，利用现成材料写成这样的新闻——消息，是难以写得很深、很细的。这个稿子，如果加上一些内容，可能好些。如，铁道兵有些什么不同于其他兵种的特点?我不了解你们部队的情况，据我极为粗浅的设想，铁道兵到的地方，常常是最偏僻、最艰苦、最落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来说)，甚至人迹罕至的地方。因此，也就是最需要群众支援、看到群众感觉最亲的地方。在和平时期，铁道兵学全国人民，同其他兵种学全国人民，除了共性之外，在这些方面就会产生个性。即使不能写出新的思想，也能写出新的际遇，以丰富、加深人们共知的思想。但这就需要深入、细致的采访，单靠成文材料是不行的。

　　赵朴初同志有一首五古，悼念陈毅同志。我觉得不如他那首著名的《某公三哭》那样工整、讲究，但感情深挚，气魄颇大，值得一读。特抄给你，并加上一些解释。

　　功勋盖世间，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

　　赖有尧日护，差免跖斧伐。

　　众望方喁喁，何期大木拔。

　　岂徒知己感，百年一夕话。

　　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

　　功勋盖世间，

　　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上两句易懂，这句要解释两句。蜮，古代相传一种能含沙射人的恶兽。鬼蜮，一般指用心险恶的小人。意思说他的胸怀刚烈坦荡，不怕各种小丑的陷害。

　　迅雷发叱咤。——他代表我们党和国家对全世界的发言，如迅雷光电，叱咤风云。

　　赖有尧日护，——尧，指伟大领袖。主席《送瘟神》七律，有“六亿神州尽舜尧”句。日，光辉。这句说，由于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维护。

　　差免跖斧伐。——跖，即盗跖。相传为黄帝时大盗。春秋时，鲁国柳下惠之弟“驱人牛马，取人妇女，侵暴诸侯，横行天下”，坏得很，时人因隐其名，以盗跖呼之。这里指林彪。斧，古刑具。这句说，几乎被林彪害了。接上句，由于有主席的维护，才没有被林彪所害。

　　众望方喁喁，——喁喁，众人向慕意。这句说，大家正在希望、推戴你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时候。

　　何期大木拔。——大木，栋梁。这句说，哪想到栋梁折(拔)了。

　　岂徒知己感，——这句说，我悼念你并非只是由于是“知己”。

　　百年一夕话。——这句说，你对我的教诲，百年不会忘记。

　　恸哭非为私，——这句说，不只是我恸哭您。

　　风雨黯华夏。——这句说，举国同悲呀!

　　上述解释，不一定全对，你可想想看!

　　陈毅同志逝世太早了。能再为党、为人民工作十年、二十年，会多作出多大贡献!但逝世得也算得其时了，早两年，有些事情就不一定立即那么清楚。由此想到古人的一首七绝：“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的意思说，周公，本是好人，他在辅佐周成王时，有人造谣他要篡位。王莽，是个坏人，他在篡汉前，有吐哺之名，号称谦恭下士。吐哺，你不一定懂得。哺是含在口中的食物。世称周公谦恭待士，有人去找他，他来不及把口中的食物嚼碎咽下，而是匆匆忙忙地吐出来，接待客人。曹操名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即指此。全诗说，如果周公在人们怀疑他篡位时死了，王莽在人们以为他谦恭下士时死了，他们好坏的真相就会被掩盖起来，永远搞不清楚了。但那是在古代，在过去。我们生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陈毅同志好，林彪坏，会很快搞清楚的。

　　此信拉拉杂杂，两次写完，加上查书，用了三小时左右，还不完全知道把这两首诗说清、说对了没有。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要好好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诗词方面也不例外。诗宗李(白)、杜(甫)，词数苏(轼)、辛(弃疾)。“大江东去”，气魄是够大的，同主席《咏雪》比，不能望其项背了。有时间，你应该好好学习主席的诗词，最高的政治性、最好的艺术性的最好的统一。

　　家里一切都好，勿念。妈妈开计划会议还没完，大约要拖到春节前夕。

　　匆匆，祝你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学习历史，刻苦学习现状。这三项，是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号召的。

　　爸爸

　　二十五日

　　信的前面谈到了改稿子，篇幅虽小，但对我的意义却很重大，因为那是我这个小兵领受的第一次新闻写作任务，是我第一次向报刊投稿。这是我的第一篇新闻作品，也是父亲唯一给我修改过的稿件。

　　母亲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李庄的一生就干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办报。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父亲采写的大量新闻作品，至今还有不少被当作新闻写作的范文;他为新闻、通讯配发的言论，他为记者编辑修改的标题、文章，至今还为当事者津津乐道;他担着重大责任拍板刊发的重要文章，至今还对社会产生着积极影响;他关于办报、做人的许多名言，至今还在新老报人间流传。

　　1949年进城后，有个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读大学的地下党员问他：“你们没有念过多少书，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父亲幽默地回答：“主要是因为没有表。”他进而解释说：“在根据地，没有表，不知道上下班时间，一觉醒来就是工作、学习，学习、工作，吹哨吃饭。除了睡眠，日日如此。”

　　父亲也和人民日报社的晚辈说过自己刚进北京城时是如何“恶补”文化的：与同辈的两位同事相约学习马列著作，每天至少读两个小时。他们仨都值夜班，一般都是凌晨5点下班，有时更迟，回到家里再读两小时书，睡觉时已是上午。

　　父亲在人民日报社拥有“大好人”的名声，那是他几十年用正直、善良、以诚待人赢得的。稿件评上奖、受到表扬，他隐居幕后;而当某些报道受到批评、遇到麻烦，他则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把责任承担下来。

　　“反右”时，人民日报社几乎所有部门，连印刷厂，都打出了“右派分子”，而父亲领导的经济报道部门却一个也没有，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同志。“文革”中，父亲第一个被“打倒”，挨过批斗，受过侮辱，但决不诬陷他人，不做违心的检查，熬过了11年岁月才获得“解放”。

　　家风无言，却可以奠定一个人一生尊崇并延续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父母没有用说教教过儿女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式，而是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了儿女最好的教科书。

　　父亲走过的家国之路，波澜壮阔，大起大落。母亲始终以同样的从容，和父亲肩并肩，拉着儿女的手，坚守着同样的家国情怀。父亲担任领导职务，一向谨言慎行，但1966年春，仍未能幸免，成为“文革”还没正式开始就被最早打倒的一批，而母亲选择了坚定地同父亲站在一起。

　　当时，我们家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母亲仍如往常，照顾三个孩子的起居，过问我们的学习，担心着红卫兵运动中儿女的安全。

　　混乱的年月里，大字报满天飞，不光是对“走资派”，造反派对一般干部也乱写乱贴。我母亲却从来没被贴过一张大字报。

　　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是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新闻工作者。虽不像父亲那么辉煌，但她严谨认真、从容淡定，几十年来，承托着工作与家庭中的一副副重担。

　　母亲出生于山西左权的四代中医世家，家教甚严，女孩子读书，也算早的，但十几岁时战争来了，日本侵略者使她失去了学习环境。后来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相识相恋。

　　母亲非常遗憾没能在年轻时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她从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新闻系，她成为第一批考上人大新闻系的学生，好像是年龄最大的或最大的之一，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我们小时候，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所有的家长会都是母亲参加，所有的寒暑假作业也都是母亲挨天检查，因为父亲工作太忙，实在顾不了家。姐姐和我在“育英”上学，学习好，总受表扬，母亲每次参加家长会，都感到脸上有光。

　　我们在育英小学的六年里，12个寒暑假，母亲从不认为那是孩子们应该纵情玩乐的时间。她总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买来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的书籍，一句一句教儿女背唐诗宋词，培养我们良好的阅读习惯。母亲对自己和子女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深深影响着后代，而除了学习方面，母亲严谨的家教、做事情要么不做、做就做好的要求，也成为我深怀理想主义、做事追求完美的根源。

　　很小的时候，我们姊妹就被教育：女孩子坐要怎么坐，站要怎么站，笑要怎么笑;吃饭时不能出声，包括吃面条不能吸溜;与人谈话时要诚恳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能打断对方讲话;无论打电话还是接电话，通话结束时都要后放下电话，等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电话的家庭不多，打电话也多为大人的公务，我们小孩子被教育要有礼貌，接电话时后放电话。这个习惯影响了我大半生，直到现在，无论是与上级、同级、部下，还是儿子儿媳或他们的同学这些小年轻通电话，我都是后放电话。

　　母亲非常注重锻炼我们的生活技能，钉扣子、补衣服、缝棉被、织毛衣……这些活儿我都会做，自认做得还不错;但姐姐做得比我好——这是母亲的评价。虽然后来由于工作繁忙，这些技能的使用频率不高，但直至今天，只要做，仍能做得像模像样。

　　家风无言，却可以奠定一个人一生尊崇并延续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父母没有用说教教过儿女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式，而是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了儿女最好的教科书。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是父辈人生的一种继承，我希望下一代也能这样做。为此，我在儿子“三十而立”时写给他的信中说道：“你爷爷和姥爷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度过了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忠诚、执著、敬业、奉献;为党的事业和百姓福祉，他们做好了人，做好了文，做好了事，做好了官。就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社会发展规律，我们也不能做不肖子孙，我们总得使自己的人生充实而有意义，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亲人。”

　　五年了，我始终不能忘怀北京青年报记者一篇写我们父女的文章，不能忘怀那令人感动的结尾——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薪尽火传”，出自庄子的《养生主》，本为譬喻人的形体有尽而精神不灭。古代高僧圆寂后，弟子们要在师父灵前点一盏长明灯，以示灵魂不灭、衣钵相传。李庄是共产党人，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盒前没有灯，这灯，长明在他子孙后代的心中。

　　完稿于2014年2月14日,甲午元宵节

　　(作者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报业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