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重点凸显

　　推转型、扩需求和防风险并行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于3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此次论坛的热门话题之一。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在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未来的工作重心会落在扩大有效需求和防控潜在风险。

　　提质 推转型成改革关键词

　　多位与会人士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中国经济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也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动力之一。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常博逸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正在实现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的过渡。在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每年的平均增速为9.4%，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增劳动力和新增投资这两大因素却正在下降。目前，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环境风险、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多重难题。中国经济亟须通过转型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3月18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右）在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首日经济峰会活动上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话。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常博逸表示，“首先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传统产业过剩的生产力，其次要保证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投资，将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人才吸引到这些行业，以提高创新能力。通过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并通过促进技术工艺创新，使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更具竞争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论坛发言中也强调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他表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教育，让更多的人进入产业链中高端，有利于延伸产业链，深化全球产业分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此外，绿色发展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发言中指出，“我国要进一步倡导绿色，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传统产业清洁发展、绿色改造，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

　　晶科能源副总裁钱晶表示，目前经济发展与环境气候背道而驰，等量的发展付出的环境和气候代价成几何倍数增长。因此，经济转型要从能源转型开始，应淘汰、限制、减少、更新高能耗高污染重工业，发展能让更多人普惠、便捷、分享的新技术，发展让地球更持续、人们更健康的产业。她认为，中国是产煤和燃煤大国，燃煤60%至70%用于发电。要实现空气治理和长期气候变化方面的目标，落实煤控、能效、可再生能源和碳排放方面的政策，电力行业的改革是关键。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出现了积极变化。据王一鸣介绍，2016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缓中趋稳，工业生产价格由负转正、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就业增长超出预期，特别是制造业、民间投资等市场力量主导的内生性指标触底回升，表明经济趋稳的因素不断积累，“L”型增长有望进入下半程，从“降速”阶段转向“提质”阶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将成为主旋律。

　　升级 扩需求突出“有效”二字

　　何立峰表示，今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改委将重点在五个方面下功夫，其中之一就是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境。

　　“要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稳定宏观环境，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要保持消费平稳增长，持续推进扩大消费的行动；要精准扩大有效投资；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协同发展，扎实推动三大战略，打造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新的功能平台，不断形成新的增长带。”他说。

　　多位专家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扩大需求推出的是“有效”二字，要着力扩大的是有效需求，精准扩大有效投资，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供给和需求匹配关系出现了错位。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主要面向低端消费、出口需求、投资需求为主的结构，随着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高端需求扩大，低质消费品产能就成了过剩产能。他指出，目前市场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太大，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改变重大结构性失衡。

　　“我国不是没有需求，也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在升级。”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也表示，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给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他认为，应该从企业战略层面、企业文化层面和国家标准层面同时发力提升品质。

　　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部署了一系列措施，剑指扩大有效投资，以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2017年，“十三五”重点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民间投资将分别获得一系列政策支持。就在几天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旨在进一步激发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领域投资活力。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表示，过去中国的人均收入有限，因此需求也有限，不需要很发达的服务型经济。但现在时过境迁，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金融部门必须按照新的要求改进资本配置的体系，使企业能扩大规模，资源能产生合理的收益。

　　防范 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何立峰表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以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必须瞄准主要矛盾，向结构优化找出路，在供给侧上下功夫。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体现在资金脱实向虚。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他说，要坚持底线思维，摸清风险的隐患，不断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创新风险处置方式；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的产业政策、土地政策，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妥善处置不良资产，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工行董事长易会满在论坛上也表示，部分金融机构存在体内循环，脱实向虚，特别是同业、理财、资管、票据等业务，存在杠杆过高、链条过长、关联过于复杂的情况，造成整个资产负债表畸形。“有些中小银行，表内超过表外、同业超过存款，这种资产负债表是非常脆弱的，不仅虚增了银行的利润，而且抬高了实体经济的成本。”他说，我国金融占GDP的比重已快速提升，并且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社会上出现了一哄而上办金融的现象，各类的新金融、准金融、类金融遍地开花、五花八门。

　　“过度金融化可能会带来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金融行为的偏差和异化容易快速积累金融风险，市场间相互传染甚至可能发生市场的踩踏；部分金融资本空转，脱离实体经济本源，并对社会资金产生虹吸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造成实体经济的缺血；还有可能造成投入产出、金融货币效率的梗阻。”易会满建议进一步加快金融立法并加强审慎监管和协同监管。（记者林远 张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