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污染成大气污染防治新挑战

近日，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亲自点名的一场预警会议，给部分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敲响警钟。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日前召开的2019年上半年环境空气质量预警座谈会，通报了1-6月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并对PM2.5浓度不降反升、空气质量同比恶化，改善幅度进度滞后的城市展开预警提醒。李干杰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城市大气污染严重反弹，尤其是非重点区域问题凸显，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除了国家层面，地方自行牵头的约谈行动也在加码。记者梳理发现，7-8月以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纷纷展开“自我反省”，围绕空气质量反弹情况查找原因。结构性问题成为多地面临的共同症结——在已有措施的基础上，治理如何进一步突破瓶颈？

　　晋冀鲁豫等地再现反弹　治理进入“艰难时刻”

　　根据生态环境部通报，1-6月，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0.1%，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其中142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同比增加20个。从关键指标来看，PM2.5浓度为4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4%；二氧化硫浓度为1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3%。

　　总体情况向好，约谈、预警的频次为何反倒增加？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滨表示，上半年空气质量虽处于稳步改善的趋势，受到污染物排放总量和不利气象条件的综合影响，一些地方依然重污染天气频发。

　　具体是哪些地区表现不佳？记者统计获悉，在1-6月168个重点城市排名后20位中，河南一地占据6席，数量最多。除临汾排在倒数第一外，山西太原、晋城也在其中。山东、河北各有5个城市在列，陕西占2席。同时，在改善幅度排名后20位的城市中，包括最后一名泰安市在内，山东共有8个城市入列；山西、河南各占3个名额。

　　以“后进”数量最多的山东为例，在连续6年保持改善之后，全省空气质量今年重现反弹，上半年重污染天数同比增加3.8天，PM2.5平均浓度同比上升9.4%。“排名后20名城市数量居高不下，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已经到了愈进愈难、愈进愈险，不进则退、又非进不可的艰难时刻，已经进入原有改善成效维持难、新的有效措施又难以跟上的换挡期。”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安德坦言。

　　再如河南，PM2.5、PM10两项主要指标，上半年排名、改善幅度均不乐观。有熟悉情况的当地相关人士向记者证实，河南完成年度目标压力较大，“前不久，由省委书记、省长同时出面，一口气约谈了3个市、10个县的主要负责人。约谈规格之高，也足以看出形势严峻、任务艰巨。”

　　除不利气象条件影响　结构性污染仍是共性难题

　　污染警报一再升级，在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看来，原因理应客观、全面剖析。

　　“先要认清一个大前提，气象因素是主因之一。由于2017-2018年气象条件较好，特别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统计数据相应好看。而今年上半年的不利气象因素，客观导致污染必然反弹。”彭应登称。但他同时指出，除了客观因素，结构性问题也是重要原因。

　　在产业、能源、交通及用地结构调整中，彭应登认为，用能问题最突出。“截至目前，只有北京基本摆脱燃煤污染，率先进入治污的第二阶段。从PM2.5源解析来看，燃煤对其污染的贡献已不到3%。换句话说，除了北京之外，生产、生活用能仍是影响其他城市空气质量的关键。”

　　彭应登进一步举例，在山西等地所设的国控监测点位，督查组经常发现，二氧化硫时不时出现高浓度值。“有地方怀疑是燃煤电厂造成的，实际并非如此。若由火电所致，城市污染指标将整体偏高，部分站点、部分时段出现二氧化硫超标，说明局地燃煤污染仍在发生、用能结构仍待改善。”

　　对此，地方也有“自我剖析”。上述未具名的河南当地专家指出，因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的“两高一资”项目偏多，河南工业污染相对严重。而电力、化工、钢铁等主要产业，都在“高耗煤”之列。“每轮被约谈的城市不同、原因有别，说明污染发生是不稳定的。但从约谈内容看，结构性问题却普遍存在。这也是为何秋冬季错峰生产结束后，空气质量反而不乐观。工厂复产，一定程度上导致全省工业用煤与排放明显增加。”

　　王安德也称，在不利气象条件之余，山东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交通结构偏公路的结构矛盾依然存在，结构性污染问题突出，导致排放总量居高不下，且部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仍存短板，共同造成上半年排放反弹。

　　功夫下在平时　抓住眼前做好“冬病夏治”工作

　　“对于PM2.5浓度同比明显上升、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明显上升且改善幅度排名靠后、环境空气质量约束性指标远滞后于时序进度要求的城市，每季度实施一次书面预警，每半年实施一次约谈，每年度实施一次量化问责。”会议现场，李干杰多次敲响警钟。

　　结合现状，多位专家一致认为，既要看到治理的严峻形势，正视差距、补齐短板；也要看到治理的“长期性”，改善结构性问题并非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在秋冬季关键时段，拿出应对重污染天气的应急措施，也要在非采暖季循序渐进。即便是空气质量较好的夏天也不能放松，通过‘冬病夏治’，功夫下在平时。”彭应登表示。

　　“比如，多地纷纷设立无煤区，但设立之后如何防止煤炭流入，不是一下子就能遏制的。从源头管控供应，到禁用燃煤炉具，再到日常监测、巡查等工作缺一不可。这些事情必须提前筹备，到秋冬季再做就晚了。”彭应登举例。

　　记者也从多地获悉，“冬病夏治”正在得到重视。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发布的《河北省大气污染集中整治夏季会战方案》提出，在7-9月，“力争每月全省及各市城市城市降尘量、PM10平均浓度同比下降5%以上”的目标，重点推行煤化工行业煤气发生炉VOCs（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严控散煤流入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严打销售和使用劣质散煤等任务。据测算，这些行动有望带动全省PM2.5年均浓度下降4.46微克/立方米。

　　而在山东，除了关停燃煤机组等常规措施，近期还提出“单位能耗产生效益”的概念。针对高耗能产业，结合经济效益、技术水平、污染物排放等指标综合评定，再根据结合将企业分级。“由此，确定优先发展、鼓励提升、限期整改、落后关停等不同层级，采取不同应对措施和治理力度，以指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许崇庆告诉记者。（记者 朱妍）

　　转自：中国能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