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建设投资项目政府审批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问题。过去政府直接审批企业投资项目可以获得银行贷款，不仅滋生了盲目投资，也滋生了权力腐败。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和企业难以解决的共性问题，更使政府在一些领域忽视了应当承担的责任。

　　中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要警惕产能过剩，2006年针对产能过剩，又提出淘汰落后设备，政府严格控制钢铁投资项目审批。民营钢铁企业投资报政府，地方政府也不敢批。结果出现了这几年新增钢铁产能的60%项目都没有经过政府的审批。而实际上我国钢铁消费年年增长，如今已经达到7亿吨的规模。民营钢铁企业也占据了钢铁市场的半壁江山。说明许多民营钢铁企业家把握住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市场需求特点的时代机遇。

　　2011年中期世界第二次金融经济危机引爆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下跌。螺纹钢价格也从5000多元一直跌到目前的3000元/吨。唐山地区钢坯价格甚至跌破2800元/吨。为减少亏损风险，贸易商压缩社会钢材库存，钢厂面临减产的压力。特别是社会投资增长的回落，房地产市场的震荡，加工业经济增长的放缓，我国经济较长期的下行压力直接导致钢材需求减弱。实际上我国钢材需求高消费，低增长，甚至不增长的时代已经真正到来了。让钢厂亏损的严峻市场形势，已经迫使钢厂不得不关停一些生产设备。

　　不过去年四季度以来，钢材价格跌入低谷，钢铁行业陷入微利和亏损的险境。资金的困难和港口铁矿石超过1.15亿吨的高库存现实，已经使钢厂压缩自己的铁矿石库存周期，采取市场灵活采购。国际经济疲软和铁矿石市场资源过剩使铁矿石进口价格已经面临比钢材市场更大的价格下行压力。在当前铁矿石价格落入低谷，许多矿山经营面临亏损。唐山地区精矿粉价格仅仅600元/吨。唐山迁安地区多数铁矿山几乎都处在停产状态。政府和经济界许多人都在喊钢铁产能过剩，要淘汰落后，要严格控制钢铁新产能建设项目审批。实际上，当前严峻的钢铁市场形势已经钢铁企业在控制自己的产能增长，甚至不得不关停一些生产设备。目前已经没有哪家钢厂愿意盲目投资建设钢铁新产能。政府喊了多年控制产能，关停落后收效甚微。而市场调节功能却解决了这个问题。

　　今年初我在接受经济中国周刊记者专访时说过：环境问题、行业战略政策是政府责任问题。节能是政府的技术经济政策问题。产能过剩是市场问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责不能错位。真正的市场问题，政府插手太多，不仅管不了，也管不好。要通过这次深化改革，落实企业投资经营自主权。市场问题要坚决放给市场去调节。

　　实际上环境问题、市场执法问题和行业发展战略政策支持问题恰恰是政府只能应当承担的责任。特别是钢铁行业已经步入战略调整期，钢铁行业发展战略问题，铁矿石产业安全战略问题仍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难题。

　　铁矿石是大宗资源性产品。也是国际资本控制市场资源，攫取经济利益，展开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争夺目标。伴随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和对资源型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更是国际资本炒作价格，推升通胀的重要领域。2013年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为8.19亿吨，进口铁矿石占国内铁矿石消费量的72%。2014年前五个月铁矿石进口仍然呈现增加的趋势。铁矿石进口对三大矿的过度依赖，让钢铁企业陷入微利。很显然，铁矿石涨价和价格震荡问题不仅关系到钢铁企业的产业经营，更是国家产业经济安全和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无论从对国际铁矿石市场资源供需布局的战略调控力，还是价格调控力都远没有实现产业安全的走出去发展目标。许多企业走出去投资矿业经营亏损，这就为我们深刻认识国家和钢铁行业的铁矿石资源战略问题打开了视野。

　　我国具有国际矿业投资的资金技术、巨大市场需求的竞争优势。但是国际矿业投资风险很大。而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国际矿业投资项目多数不盈利，甚至亏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是市场问题，也有我国对企业走出去投资国际矿业的优惠政策问题。还有企业国际矿业投资与所在国利益格局协调的战略思路问题。至少可以说目前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建立国家资源安全保障战略相适应的政策体系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日本鼓励企业投资国际矿业的优惠鼓励政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日本企业国际矿业投资的前期勘探、评估风险和费用基本上都是由有政府背景的投资基金承担。而且对建设项目投资贷款优惠和经营意外风险政府都给与一定比例的补贴。重要矿业储备都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源。企业国际矿业投资要充分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一般采取入股，但不控股的投资方式。必要时可以采取中国政府贷款方式扶植当地资本。把应对铁路、电力、码头、政府利益格局、劳资关系、环境保护的许多风险关系调整交给所在国企业经营。减少中国企业国际矿业投资的风险。鞍钢在澳大利亚投资的一个矿山就是因为竞争制约和电力保障问题拖累，发展受到制约。缅甸铜矿投资项目的利益格局风波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今年是中国反腐败、深化体制改革和稳定经济整体协调推进的重要一年。国家加快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将钢铁企业投资审批权下放给企业，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担起来，必将对钢铁企业的战略调整和深化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