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全球每年约有超过1亿人感染淋病——一种性传播疾病。淋病原本很容易治疗，但现在淋病细菌演变出了具有耐药性的超级菌株，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同样出现耐药性的还有肺结核。几年前，印度出现了任何标准药物都无法治疗的肺结核病例，现在，这种超级耐药性肺结核已扩散到世界各地。在非洲的医院里，患上这种肺结核的病人一般都被送回家等死。

　　从这些事例上，我们似乎可以瞥见英国首席医务官萨莉·戴维斯口中的后抗生素时代“末日场景”。世界卫生组织也预言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那么这种“末日场景”将会在本世纪成为现实。

　　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这种威胁，政府和卫生部门官员也开始重视起来，努力解决这一问题。虽然看起来这似乎是个科学问题——细菌和药品，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关乎经济甚至国家安全的全球性问题。

　　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然而我们曾在推出抗艾滋病的药物、对数以百万计的发展中国家儿童进行预防性接种以及调整针对罕见遗传疾病药物研发的奖励措施等方面取得过成功，这些成功表明解决抗生素问题也是有章可循的。

　　上周，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下，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起了一项针对抗生素危机的全球审查，这场有关抗生素耐药性的讨论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

　　在此之前，今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指出，全世界急需采取行动，以抵御日益严峻的耐药性问题。

　　戴维斯在她位于伦敦白厅的办公室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在这场战役中我们不能言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对全世界都行之有效的方法。”

　　有专家表示，这需要一个新型商业模式，一个对研发新型抗生素即便它们很少被用到的医药公司进行奖励的商业模式。

　　如此看来，卡梅伦钦点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作为抗生素危机全球审查的负责人绝非偶然之举。戴维斯说：“这并非科学问题，而是市场和经济学问题。”

　　最近几十年，一方面滥用抗生素导致耐药性问题大肆扩散，另一方面制药厂商却大幅削减了在抗生素方面的投资，因为使用期较短的廉价抗生素所带来的收益很低。

　　如今抗生素领域的全球最大投资商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公司：立派制药公司。该公司研发抗生素的年预算额为4亿美元。

　　抗生素行业人士抱怨，抗生素药品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他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

　　就在一年多以前，强生公司获批生产了40年来首个用于治疗结核病的新型药物——斯耐瑞Sirturo，然而分析人士预计，该药物今年的销售额大约只有7500万美元。

　　抗生素产业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是如何对研发斯耐瑞这类新药的公司予以奖励。在使用这样的药物时必须尽可能谨慎地把握药量，以免产生普遍耐药性。其实关键问题是如何打破一直以来处方量和费用成正比的关系。

　　鉴于研发新药一般需要15年时间，有些精明的制药公司已开始做长远谋划了。例如仍在生产抗生素的少数大型制药企业之一——葛兰素史克公司就已组成专门的团队来研究应对这种形势转变。

　　当然研发新型抗生素也有一些自私的目的：后抗生素时代会严重影响癌症治疗药物和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药物的销售量，因为如果缺少能够治疗严重感染的有效抗生素所建立起的保护网，那么这些药物的功效就无处施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