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改革趋于成熟 水权交易引出金融创新

　　水资源开发逼近红线

　　另据权威媒体报道，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加之气候变化影响，我国水资源短缺加剧、水污染问题突出、水生态损害严重，尤其是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

　　“全国用水总量正在逐步接近国务院确定的2020年用水总量控制目标，海河、黄河、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经达到106%、82%、76%，西北内陆河流开发利用已接近甚至超出水资源承载能力。”水利部水资源司副巡视员颜勇表示，水资源开发利用逼近红线。

　　一方面，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大；另一方面，用水方式较为粗放。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2，低于0.7至0.8的世界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世界先进水平的2倍左右，国内600多个城市供水管网的平均漏损率超过15%。

　　水利部部长陈雷表示，节水优先是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选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重要抓手，着力强化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的先导作用和刚性约束。

　　水权改革趋于成熟

　　或许认识上我们已了解水资源的珍贵，但行动上旧习难改，用水效率极低。

　　目前，我国平均单方水GDP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1/4左右，不足一些发达国家的1/10；2011年全国灌溉水利用系数仅为0.51，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奢侈型用水的洗车、洗浴等行业蓬勃发展，全社会还没有形成节约用水的意识和习惯。

　　水权改革推动水资源的商品化、市场化，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贾绍凤说，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基础上，把使用权分配到基层行政区域和微观用户。这与土地承包制类似，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则分给农户。

　　这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此前，只有甘肃、内蒙古等地做过一些小范围和初步的尝试。

　　国家战略层面推动水权改革的努力起始于2011年。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专题聚焦水利改革发展问题，并提出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总量控制意味着要有红线，并对水资源进行分配、调剂。

　　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划定了到2030年全国用水7000亿立方米的总量红线。此后，在全国用水红线之下各地一直到县市，也划定了各自的用水红线，这可以说是把水权分下去的第一步，分到了各基层行政区域。

　　2014年，水利部又印发《关于开展水权试点工作的通知》，召开水权试点工作启动会，在7个省区开展不同类型的水权试点工作，力争用2年—3年时间，在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水权交易流转、相关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为全国层面推进水权改革提供经验借鉴。

　　目前，各试点省份的改革方案已纷纷上报，有的已经获批，水权改革进入全面起步阶段。

　　水权交易引出金融创新

　　水权，这个我们现在稍显生疏的事物，或许将在未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这并不奇怪，就像土地可以分到农户一样，水资源也可以分下去，而不是一直喝“大锅水”。水权这个新事物，将开启一个用水的新时代。

　　2014年7月底，水利部召开全国水权交易试点启动工作会议，确定在宁夏、江西、湖北、内蒙古、河南、甘肃、广东等7个省区开展水权交易试点工作，为下一步在全国推进水权制度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示范。试点内容包括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水权交易流转和开展水权制度建设，试点时间为2—3年。根据时间表，8月各省区将上报方案，10月份方案批准后将开始正式执行，这一系列的动作，均标志着我国水权交易工作即将全面展开。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将水资源管理、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水价改革、水权交易等纳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水利部一内部人士说道，“如何进行确权和交易的制度设计，应该说是此轮改革中基础性的、关键性的工作。”

　　据了解，此次试点的7个省区，所承担的试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中宁夏、江西、湖北等省区将“重点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而内蒙古、河南、甘肃、广东等省区则重点探索“多种形式的水权交易流转模式”。“在这些工作中，确权应该是第一位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沈大军认为，“权利如果不确定，自然也谈不上交易。”

　　“水权交易所一旦成立，金融方面的想象空间会比较大。”业内人士评价称，“是否可能衍生出一些金融产品？是否会孵化出与水权相关的上市企业？这些新生事物都可能出现。”

　　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水权交易所一旦成立，水资源管理将变得更有序、更有规则。“谁用水、谁掏钱，都会很明确，同时也会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进入到这个体系中，会给资本一个新的投资方向。”

　　此外，2015年底之前，有关部门将研究提出《水资源确权登记方案》、《水资源使用权用途管制办法》和《取水权转让管理办法》，这也将为水权交易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进一步扫清障。

　　以水权倒逼节水

　　众所周知，节水是永恒的话题，更是不能停止的行动。就像耕地一样，开发的多了，剩下可用的就少了。而且除去人为浪费的、供水管网漏损的特殊情况，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并不高。节水尤为迫切。

　　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健全水权制度，开展水权确权登记试点，探索多种形式的水权流转方式”。水权就是对水资源的使用权，其流转通过交易实现。水权改革，是促进节水与可持续的有力举措。

　　一方面，水权的分配体现节水理念。既严格按照各地的用水总量红线，又考虑各地现时的实际用水量、用水效率、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等因素。另一方面，水权的流转实现节水升级。如果水权用完了，那么需要到市场购买，必然导致用水成本增加；如果用不完，则可以通过转让而获益，闲置的也不会累加。

　　简言之，水权改革就是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用效益激发节水的内生动力。诚如甘肃张掖市，农户在人畜用水以及每亩地的用水定额确定后，便可根据每户人畜量和承包地面积分到水权，节约下来的水就可以通过水票有价转让。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实施水权制度仅一年，张掖就少引用黑河水3亿多立方米。

　　试点地区的有益探索为全国推广提供了支持。当然，我们还要明确水权交易条款，使流转公平合理；制定相关法律，保障群众的权益；完善体制机制，促进改革深入；建设节水工程和设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构建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水权改革势在必行。而节约用水和可持续发展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能只在“世界水日”这一天才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