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性侵屡触红线 外教行业“顽疾待治”

　　英孚教育前外教“性剥削”女学生的事件正在不断发酵。

　　实际上，这并非首次发生外教群体恶性事件。多年以来，外教性侵学生、吸毒等事件都会不时被爆出。围绕外教的话题、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其中，外教市场供需不平衡、教培机构招聘审核不严格、管理外教遇到阻碍都是导致上述问题发生的主要因素，且多年来均无大的改善。

　　教育行业专家、从业者朱培元认为，市场需要多方来维护，监管部门、机构都有各自的压力，不宜将责任完全归到某一方。监管、机构、家长等几方应该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外教市场的健康。

　　恶性事件为何频发？

　　近日，英孚教育前外教“性剥削”女学生的事件正在不断发酵。日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表公开声明，密苏里州男子柯蒂斯·鲍德温因性勒索幼女被家长报案，事后警方在其住处搜出“356部”性侵中国幼女的视频，而柯蒂斯·鲍德温是英孚教育前外教。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这并不是英孚教育首次发生外教恶性事件。2019年，英孚教育徐州中心数名外教因吸毒被抓。就外教管理情况问题，记者向英孚教育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

　　实际上，近年来类似恶性事件频发。2019年7月，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通报，红黄蓝幼儿园一外籍教师因对女童进行猥亵被批捕；2013年，上海某国际学校外教因性侵学生被捕。

　　在业内人士看来，外教市场供需不平衡是目前外教素质不高的根本原因。“外教需求逐步上升，但是满足合法资质的外教数量并不多，培训机构对外教的审核要求也不高。外教的门槛很低，只要会说母语就行。”业内人士表示。

　　某英语教学机构前高管张涛（化名）则向记者表示：“要从培训机构的招聘端以及管理端来寻找原因。在招聘端，无论是自行招聘外教还是通过中介招聘，培训机构都必须检查外教的学历、教学资质证书以及有无犯罪证明。但这个环节也不能确保每个培训都会做到。而在管理环节，可能会存在中外文化、价值观相冲突的地方。”

　　张涛同时表示：“像英孚教育这样的机构是具备筛选外教能力的，因为英孚教育有完整的招聘和管理团队。如今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非常不应该。英孚教育是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品牌，这样的新闻对整个行业都有负面影响。”

　　市场依旧混乱

　　记者了解到，在需求逐渐增大的外教市场，各类机构招聘外教的难度较大，导致机构对外教招聘要求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教授潘先军表示，即使是在高校，招聘外教难度也很大。“在高校目前外教不好招聘。发布招聘启事后，来应聘的外教很少。目前一般都通过主管教学领导的私人途径，他们都有留学海外的经验，所以通过他们去邀请外教或者向友好学校去募集。”

　　而在培训机构，“由于引进全职外教环节复杂、流程长，因此大部分国内培训机构都是通过中介来完成招聘工作的。”张涛表示。

　　10月28日，在记者咨询一家外教中介机构时，对方表示，受疫情影响，目前国内外教资源比较紧张，仅能够提供线上外教服务，并且是在甲方兼职。当记者询问其所在机构中外教是否具备资质时，该工作人员表示：“外教是持工作签证进入中国工作，需具备的证书也都有，在确认购买服务之后，就会向客户展示资质。”但是随即，该工作人员便以“到下班时间了”为由终止了对话。

　　对此，张涛表示：“这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违法的。因为工作签证是针对特定企业发放的，只允许该人员在这家企业工作，所以在法律意义上是不合法的，但事实上这样的事大量存在。 ”

　　实际上，在此之前，外教中介机构乱象已被爆出多次，均集中在中介机构雇佣不合法的外国人、伪造外教信息等方面。根据2019年外专局数据，目前我国在各地任教的外教在100万左右，但合法持有相关证书的只有10%。

　　在外教需求不断增长，工作签证发放数量有限的背景下，大量外教因无法办理工作签证一直处于灰色地带。“我身边大量的外教是没有办法通过合法途径去上课的，很多人来中国内地之后再去香港做旅游签证，每三个月去香港往返做一次。很多英语培训机构没有办法给外教做工作签证，导致外教的流动性也很大。”朱培元说。

　　甚至，在招聘困难的背景下，还有培训机构帮助外教进行身份“美化”，来让其达到上岗要求。潘先军表示：“曾经有个波兰留学生告诉我，他所在的培训机构要求该学生不要说自己来自非英语国家。”

　　另一方面，招聘难又导致了机构对外教的管理、考核无法与其他类型老师一样严格。潘先军表示：“在高校，外教也是需要按照中国老师的要求每年都有考核，但是很多时候由于外教汉语不好等因素，教研组的老师会帮助他们完成。因此考核更多也只是一种形式，只有当他们表现特别不好的时候学校才会解聘。”

　　张涛表示：“在管理外教方面，中国机构面临着本土文化和国外文化冲突的问题。比如英孚徐州事件，外教在工作之余去吸毒。从美国外教的价值观来说，私生活和工作是分开的，业余时间去哪里是自己的隐私。但是在国内的教育从业方面，对从业者工作之余的行为操守也是有要求的，这就造成了冲突和矛盾。”

　　需多方努力

　　2019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聘用外籍人员要在培训平台和课程界面的显著位置公示培训人员姓名、照片和教师资格证等信息。8月，教育部网站发布通知，要求聘用的外籍教学人员具有符合语言教学特点的相关国际语言教学资质认证，并取得相应的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国家对于外教的监管还需要进一步落实。“类似的外教恶性事件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政府监管不应该停留在发文的阶段。比如国家要求各机构将外教的资质公示，但是谁对其真实性负责？不能依靠企业的自觉，政府部门需要出面对这些信息备案、核实真实性，不然企业并不会当回事。”

　　在张涛看来，对于外国人入境工作签证还需要进一步放开。“从一个从业者的角度，能感受到社会对于外教的大量需求，但是与此同时，政策层面没有给予足够好的疏导（比如工作签证的发放）。而‘堵塞’之后，外教绕道而行，形成了很多灰色地带，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张涛认为,“机构通过互联网授课的方式，可以不需要出入境。此外，机构也可以多应用高科技方面的东西比如AI等技术来改善供给端的问题。”

　　“市场需要多方来维护，单把责任放在哪一方都是不合适的。监管、机构、家长等几方应该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市场。”朱培元表示。

记者/钟楚涵/孙吉正/上海报道

　　 转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