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全球经贸争端的双重压力下，我国金融业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完成了“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各项任务，为开启“十四五”新征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任务较以往愈加重要，迫切需要发挥好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对“十四五”时期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李天栋副教授，他认为，构建“十四五”以及未来较长时期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格局，必须牢牢把握构建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提升金融服务能效，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金融时报》记者：“十三五”时期的金融改革发展成就斐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自身韧性得到明显提升。尤其是2020年，及时有效地助力实体经济应对疫情冲击是全年金融政策的亮点。您如何评价过去一年金融在我国经济正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李天栋：2020年一季度，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季度增长率自199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值，增速同比下降6.8%。为抑制经济下滑，“一行两会”通过“组合拳”实现金融和经济企稳。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的全年经济增长率为正的主要经济体。

　　首先，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基础上更加灵活适度，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对经济企稳发挥了重要的托底作用。其次，金融体系发力的侧重点在不同的阶段存在一定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的组成和季度分布的比较可见，在疫情暴发及得到控制的上半年以商业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融资为主，为企业融资从而避免资金链出现困难是货币政策的重点，托底是政策的主要考量；下半年以政府债券融资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为主，在初步稳定了企业融资境况之后，货币政策着重缓解政府及企业的债务压力，解压成为政策的主要考量。再次，通过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企业让利以及调降贷款利率等方式，降低企业负担。最后，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杜绝炒作房地产和炒作劣质上市公司股票，鼓励资金更多进入实体经济，为实体企业服务。

　　《金融时报》记者：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

　　李天栋：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各国均大幅增加了财政支出，形成的巨额财政赤字需要发行国债予以弥补；因为要避免为财政赤字融资推高利率，避免高利率对本就脆弱的经济造成更大压力，各国中央银行纷纷扩张其资产负债表。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债在2020年1月至6月期间增加了3万亿美元，到2021年6月底更是进一步增加到28.5万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20年2月底的4.3万亿美元扩张到同年6月底的7.1万亿美元，到2021年6月底更是超过8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增长及美联储如此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在历史上只有在遭遇战争或者重大金融危机时才会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财政金融的影响不啻于一场战争。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债务规模急剧增长，同时超常规发行货币是中国金融面临外部环境的最重大变化。

　　借助制度优势，中国以最短的时间成功控制住疫情，加上政策均以保护企业生产能力为导向，中国对外贸易大幅增长，相关企业盈利能力显著改善。在业绩改善和流动性宽裕的共同作用下，某些板块和行业的估值高企，而金融和地产的估值几乎处于历史性底部。这种行业间的不平衡，是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让利从而能更好应对疫情的结果，也是中国内部货币金融环境最重大的变化。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1945年以后最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国家。中国经济出现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即从总量大向实力强的转变。总量大向实力强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基本要素，但现代经济复杂程度远超想象，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众多，经济结构升级就是一个要素组合方式演变和升级的过程。中国经济体量大、门类全，要素种类丰富、组合方式多样化，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有更多选择，这是中国经济相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最主要优势。经受了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之后，中国经济的体量和门类得以扩充，金融将发挥引导作用，让资金更精准地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助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改善，推动中国经济在总量和质量上都更上一个台阶。

　　《金融时报》记者：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将对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内外部环境变化是客观因素，那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相比，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体制机制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提升？

　　李天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体量发展到当下规模之后的必然选择。要构建新发展格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部门，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必不可少。

　　一方面，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这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成本高企。要真正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要在完善信用体系上下功夫，由此实现想贷、能贷者可以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这才能有效降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阻力和障碍，使总量型货币政策能够直达贷款需求方，发挥货币政策在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稳定性不足，呈现牛短熊长的格局，在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之间缺乏互促互助的良性关系。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资本市场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就投资主体而言，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依然以中小散户为主体，机构占比不足50%，这与美国股市机构占比接近90%形成鲜明对比；再就资本市场的规则而言，目前依然存在不符合鼓励价值投资的规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金融市场是否能够发挥对老百姓财富保值增值的作用，是金融能否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衡量标准之一，也是信用货币制度能否优于贵金属本位货币制度的关键。

　　《金融时报》记者：在此背景下，发挥好金融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从这一点出发，如何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李天栋：金融为“十四五”开局保驾护航，需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金融工作时，多次强调“服务实体经济”，并指出“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引导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金融机构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虽然我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但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按照“十四五”规划纲要的重大决策部署，金融业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支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增强实体经济融资可得性，畅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渠道，从完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方面来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支持；二是改善和优化实体经济金融资源配置，促使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以科技、知识、技术、数据等要素为核心的新经济产业，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统筹好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风险防范，包括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怎样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和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助力经济优化升级？

　　李天栋：绿色转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指经济发展摆脱对高消耗、高排放和环境损害的依赖，转向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排放减少和环境改善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方式。在“30·60“双碳目标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气候和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但也面临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机遇，绿色金融以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和根本遵循，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

　　首先，应在战略层面深刻认识经济高质量发展、产品含绿量以及绿色金融的意义。一方面，气候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产品含绿量成为非贸易壁垒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以绿色金融参与和引领全球金融治理。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原则，发挥好中国在绿色金融市场规模巨大、政策体系成熟等方面的先行优势，积极利用各类多双边平台及合作机制推动绿色金融国际交往，积极宣传推广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标准和最佳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彰显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其次，应在经济含绿量与经济增速之间寻求平衡，在高质量发展与经济规模继续做大之间寻求平衡。中国经济体量大是竞争优势，也是进一步变强的基础。提升经济含绿量从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固然重要，保持经济增速从而使经济体量继续稳步提升同样重要，不可为了追求经济含绿量这单一指标而拉低经济增速，拖累经济体量扩张的步伐。金融同样应该为更广义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新产品、开拓新产业（300832）、探寻新工艺、开辟新市场、开发新生产方式等方面提供支持，为经济在更多维度的升级提供服务；加大金融对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清洁生产、工业部门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逐步将绿色消费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最后，应创新金融产品服务，丰富直达实体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创新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债券等产品。创新发展数字绿色金融，加强数字技术和金融科技在环境信息披露和共享等方面的应用，降低金融机构与绿色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创新碳金融产品工具，丰富碳市场参与主体，完善碳金融基础设施，健全法律法规和监管，通过碳市场的合理定价，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绿色低碳发展。鼓励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出资设立低碳转型基金。丰富绿色保险产品，鼓励保险资金投资绿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