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方式、调结构需要综合施策

　　这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形势新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对于顺利完成“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存在的失衡问题

　　《建议》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失衡问题，重新协调好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储蓄与消费失衡，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2008年，我国储蓄率为51.4%，比世界平均储蓄率高27.5个百分点。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储蓄率提高了1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率大幅度下降。1978年我国消费率为62.1%，2008年降为48.6%，下降13.5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下降造成的。我国内外需失衡，出口依存度过高，内需不足，其实质是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消费不足，使我国经济越来越走上为生产而生产的怪圈，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建议》强调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过于依靠第二产业。我国人均GDP从2002年起超过1000美元，到2009年已达3600美元;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GDP成倍增长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制约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两高一资”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今后，需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努力使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快于GDP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投入结构不合理，物质资源消耗太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扩张，物质资源消耗大而效率不高。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我国一些主要矿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这几年的50%以上。另一方面，我国科技进步不够快，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低，技术对外依存度很高。我国是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核心技术几乎都是外国的。我国号称“世界工厂”，但几乎没有世界名牌，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今后，必须着力从“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约型增长转变，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人与自然关系不够和谐。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环境和生态恶化的原因在于各地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十一五”规划把节能减排列为约束性指标，但完成这方面任务的难度是很大的。应该看到，资源和生态环境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真正的硬约束。我们不能继续走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老路，而要下决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例如，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后者不及前者的1/3。如果加上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平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也不小，2007年上海为78225元，而贵州为10258元，前者为后者的7倍多。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分割、行业垄断、权钱交易、再分配调节不力等。注重公平分配，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扩展和丰富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我们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5年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其内涵有所扩展，提出要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并且明确了具体要求，如提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着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丰富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内涵也从一个转变扩展为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2010年初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此基础上，《建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转方式、调结构需要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才能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但过犹不及，连年追求超高速经济增长也成为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各地为了追求短期超高速经济增长，不断加大投资，而且大上工业特别是重化工项目，挤压消费。投资增速过高，粗放扩张，必然要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为保经济增速，财政支出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财力不足，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因此，为了缓解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当前需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从追求两位数增长逐步转为追求比如8%左右的增速。最近，我们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取消一部分“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加大节能降耗工作力度，控制银行放贷规模和增速，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以及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都在使经济增速有所回调，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有人担心我国经济会因为采取这些措施而出现“二次探底”，不利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当前经济增速一定程度的回调是宏观调控的要求，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并不是什么“二次探底”。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速仍将在9%以上。如果不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速回调，还想保两位数增长，那么，转方式、调结构就会落空，甚至会使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最终走向“硬着陆”。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发展理念，从追求两位数增长转变为追求常态的中高速增长即8%左右的增长，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比较好的环境和条件。

　　其实，在目前的体制和政策格局下，我们根本不必为经济探底发愁。现在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仍具有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因此，目前最难的还是控制经济增速太快带来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问题。这就对推动政府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出了紧迫要求。

　　着力通过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推动转方式、调结构

　　《建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转方式、调结构需要综合施策，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节能减排等，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着力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

　　在深化改革方面，应以政府转型和财政转型为重点。2005年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为配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表明，当时我们已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靠政府转型来推动和保证。“十二五”规划建议再次强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应突出强调政府转型，即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政府不能再把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作为主要目标，而应把做好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

　　在政府转型过程中，财政转型很重要。《建议》要求，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这就要求财政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服务型财政，财政支出主要应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支出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外主要用于“三农”，如兴修水利、改良品种、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种粮直补等。应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培训与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文化建设等，从而有效提高公众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调整政策也很重要。比如，资源和生产要素长期实行低价政策，实际是鼓励粗放扩张。今后需作重大调整，主要是放松价格管制，使各类资源和要素的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又如，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但目前我国服务业的营业税实际税负高于第二产业增值税税负2个百分点左右，这显然不利于调整产业结构;还有各种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政策，也不利于这些部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亟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