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朱镕基当年把许多经济问题都给硬掰过来了

用30年时间，柳传志修炼出了处理问题的独特分寸感。他不想做教父，“你们吃喝玩乐随便，就把我当相片放那儿搁着，凭什么呀？”

口述_柳传志 采访整理_本刊记者 冀勇庆编辑_萧三匝 摄影_邓攀

今年是联想成立三十年，我办企业这三十年，看到的变化很多。

首先是明确了要改革开放，不搞阶级斗争了，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这个路怎么走？其实一直到1990年代是有很大争议的，到底是走市场经济的路，还是走计划经济的路？

现在年轻的同事、朋友和外国人完全没法理解什么叫计划经济，我们是经历过了的。我当时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计算所要买仪器、设备，包括进口电脑，怎么个办法呢？需要计算所的上级单位科学院的计划局先列计划，一年拨多少经费，先把这个钱定下来。科学院又从哪里定呢？根据国家计委的计划定。计委把钱分到科学院，科学院再把钱分到各个所。所长的工作就是计划每年所里要做什么事，应该用多少钱，去院里争，争完把钱拿回来。每个所都有一个科技处，钱拿回来以后，再分，再争。

比如说买计算机，政策规定，计算机的主要部分都得买国产的，要买进口的得说明特殊用途，因为进口涉及到外汇问题。然后就统计，计算所需要多少台，科学院多少台，卫生部多少台，全都凑在一块，这就是顾客的需求量，国家再把这个指标分到生产厂子里去。

过去生产计算机，国家批了80条生产线。主要生产任务给了长城公司，规定这一年你得生产多少计算机。元器件从哪来？得找电子部，电子部里可能有一千多个厂，像生产磁盘的放在湖南怀化——怀化是三线嘛，在那儿建了一个厂子生产磁盘。厂子要自力更生生产，生产水平不够，国家再给你投资。科研基本上都是闭门造车，外面做什么样咱们也不知道。于是，磁盘、键盘、显示器都被分到各个单位去生产。国家给这些单位定指标，比如你一年应该生产多少东西，你们有多少员工，一共给你们多少经费，每一级干部的工资都是国家定的。东西卖多少钱，国家也给你定好了，其实也是调拨的，比如生产计算机的指标就拨到长城去了，然后有订货会，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它要是产品质量不好，你真的是一点辙都没有。

这个阶段，国家的体制、机制、政策还都是以前的。比如外汇问题，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出来以后，因为不在编，国家也不给你外汇指标，而国家给长城计算机公司每年两个亿，其中外汇就给了1000万美元，那就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了。我们中关村的企业，包括四通都是一分也没有的，实际上得拿高价去买外汇。不过，国有计算机公司虽然拿了外汇指标，做的东西卖不出去，它们就把指标卖了，卖六块人民币一美元，靠这个活命了。还有一些高干子弟，各种路子的人到有关地方批条子，就批出了外汇指标和进出口指标。那时候相对比较混乱，走哪条路也不明确，规章制度也不是很明确，是个比较含糊的状态。

我们出来办公司那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走在了前面，比如吴敬琏特别强调市场的作用，外号叫“吴市场”，厉以宁叫“厉股份”，还有一个曹思源叫“曹破产”，这些经济学家已经把观念引进来了。

1990年以后，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边，国家大概知道，保护民族工业的结果真的是保护落后，没法用了。于是国家从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逐渐放松了进口批文，1994年完全撤销了批文，进口整机的关税也由原来的200%减到了百分之二十几，这样外国的机器就开始大量进口了。

长城1993年一年时间就被整个冲垮了，因为它完全不会营销。我们因为是给人做代理出身，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下挣扎，既要不犯大错误，还要自己学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什么。从哪里学的呢？根本不是从书上学，主要是在给人做代理的过程中摸索。所以当国家真的开放之后，我们还是知道一点企业应该怎么办。

国家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整理经济秩序，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像人民币跟外汇的对接、国有企业改革、三角债等很多计划经济历史上的问题，硬给掰过来了。尤其是住房改革，原来我们在计算机所分房子，得按工龄、年龄等指标考评，分到手的当然肯定都是很小的房子。到后来国家赶紧把房子卖给大家了，从今以后大家自己拿钱到市场上买，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一个大的房地产行业，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1990年代，加入WTO变成了我们国家追求的目标，因为你要在世界上跟人家对接，你必须得是市场经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坚韧不拔地改了过来。我们做企业的，你要问张瑞敏、王石(微博)、任正非，他们都经历过前面这一段。

企业最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竞争，而我们原来是在乱七八糟的碰撞中挤出一条路，最后进到大江里头跟人家比谁游得快。如果简单讲这三十年，你要说企业是如何发展的，首先应该要讲国家是如何改革的。

在美国，企业家刚当完财政部长，退下来就到公司当董事长去了，刚开完律师事务所，跟着就去竞选总统了。而在中国，做官员和做民营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既然这样，我就必须认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的很清楚就是做企业家。

一开始我们是科学院投资的公司，是国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在计划外，所以我们完全是民营企业的待遇，没有什么指标，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算国家投资的企业，当时这个公司是有一个级别的，所谓正处级。我是联想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做了一年以后，总经理被所里叫回去了，他自己也愿意回到所里去，而我坚定不移要做企业。1992、1993年的时候，联想在中国科学院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科学院其实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过任何的犹豫。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企业本身有一定施展的空间，环境逐渐在好转，以后就可以有更多发展，可以到外国去并购，还可以进到其它领域。但是一旦环境不好，我立刻就老实，我不会为了让企业赚更多的钱，冒更大的、不必要的政策风险，中关村很多企业因为这个就出事了，我坚决不做。

当然，中国科学院有非常好的机制，科学院的领导能够让我充分地发展，自主决策，我也认真地约束自己，比如说按时足额地给院里交钱，从来不做任何违约的事情，对内对上都一样，做事非常透明。我也确实得到了领导的信任，我在这儿工作，有这么一个条件，为什么不好好做呢？

还有一个，1998年时，我也积极争取到了员工持股会的股份，员工能够有35%的股份，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很有积极性。

现在，政府说要依法治国，要变成一个法制国家，太好了。

说到跟政府的关系，第一我不说违心话，第二我不说伤害自己的话。有一些事情我瞧不明白，或者我不赞成，或者不懂，跟政府的意见不太一样，因为确实不十分了解，我也不会说。如果长时间确实是被事实证明了不好以后，我再考虑说还是不说，这个判断也很重要，我也得替我们公司那么多人负责任。专家学者是专门研究公共事务的，他们会对这些事分析得很透，他们可以进行辩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两句话一问就把我问瘪了。我只知道，什么政策在多长时间内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我的常识告诉我这也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

1984年对于中关村、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到美国参观访问，发现国外的高科技产业化都是在企业里进行的，回国后就提出了要科技改革，要办企业，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关村。中关村现在剩的企业也不多了，还剩几家了吧。王石为什么是1984年创业我不知道，张瑞敏1984年创业也是赶巧了，不太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年创业，是不是1984年中国正赶上松动的一个口，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很好地去研究。

我身体最不好的时间是在1987-1990年这一段，那几年每年都有要死要活的时候，比如出现大的亏损，比如国外企业大举进入中国，这样的事情年年都有，每年超过两次，提心吊胆的。

如果今天我再遭遇同样的事情，我的心里会很坦然，倒不是说事情小了，也不是说我把它看淡了，而是因为我知道怎么处理了。我经常跟同事们说，人为什么要勤于总结勤于动脑呢，一件事情过去了，你反复去研究它比较它，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大的紧张状况了，这是我的工作习惯。

比如像处理联想集团外籍CEO的事情，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处理，跟我当年处理联想香港公司亏损有很大关系。当年香港公司亏损负责人做得不太合适的时候，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做，而他没有那么去做的时候，我没有插到底。这种事情如果碰到其他的公司领导者，往往会很生气，会直接找他的下属，一竿子插下去。当时我没插下去，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当时一会儿回北京一会儿去香港，两边管着，我到香港插完了之后就回北京了，他又会整个颠覆过来。所以我没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非常干净利落地证明自己做错了，于是我干净利落地把他请了出去。如果当时我也是插到事情里边去，事情就比较难弄了。

当时处理得可能也算成功，但是会让我生病，我会非常紧张，晚上会睡不着，120%的精力都会放在里面。而到了后来，我就能够把握分寸了。分寸是什么呢，一次两次做了，做得多了，也就找到了。这有点像张炳贵(王府井百货的营业员)卖糖，一抓就是二两，因为他过去不停地抓，看二两是什么感觉，老去抓，很有准。分寸和感觉只有依靠不断复盘，依靠勤于思考才能得到。

作为企业领导人很难避免发脾气，那次处理香港公司那位同事的时候，我就当着有关同事的面发了脾气。那些尖锐的话不能只跟他一个人讲，因为如果只跟他一个人讲的话，第二次我就没法再讲了。再讲他就会说，“你什么意思，不行我走”。所以我第一次当众讲，因为话不是给他一个人听的。

我的管理思想大概是在1997年后逐渐成型的，当时我花了一个多星期，想明白了跟惠州工业园区员工的讲话。每年我都会有一次对员工的讲话，都要花上将近两个星期去思考，去准备，主要是把自己要说的东西想明白，想不明白的不说。讲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还会回头看以前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就是这么逐渐总结出来的。

有人说我是企业教父，我不会把自己真当成一个教父似的。冯仑说柳传志应该当成相片挂墙上。我说，你吃喝玩乐随便，就把我当相片放那儿搁着，凭什么呀？现在咱们说话多随便，如果我跟教父似的，那就要穿得一本正经。我还是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不会出大格，这样大家也愿意接触。我说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

一个企业必须得有人考虑长远发展。职业经理人不是企业家，他就是拿一份工资，尽忠尽职，在这段时间把企业做好，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不会有太多考虑。

我上次听过一个学者说，行业不停在变，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百年老店？这话不对。因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业本身就长寿。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日本，看到街上有个推车，卖面条的是一对老年夫妇，我们在吃面的时候跟他们聊天，人家就是上辈子传下来的，这个行业是百年老店。还有一种是企业不断在变形，在改革，诺基亚以前也不是做手机的，只是最近这次转型没转好，如果它转好了呢？真正的家族企业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传下来。我在法国看见这样的家族企业也有好几个，都是有相当规模的。还有像英国的那个怡和洋行，也是十九世纪的公司，能够把公司办这么多年，其实要不停地转换角色，调整角色。

联想希望通过文化，通过创新激励机制的方式，试着走一条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的道路。这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带头人要考虑到把企业办好，而不仅仅考虑个人的收入。在企业的发展中，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源本身也是能计入股本的，所以需要认真考虑。我们当年的老同事，退休、去世了以后，他的股票还能够继承，那就是为了表扬他当年创业的时候能克服各种困难的结果，要不然谁去创业呢？机制、体制我们都在摸索之中，不敢说一定能成功，但是现在公司全体同事、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都决心走这条路了，以后能走多长时间，还不敢说。

目前我们自己的发展战略目标，实际上走的是中国的大形势，我们看哪些领域发展空间大，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不太会受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等方面的影响，这样的行业必然在传统领域，比如农业食品、医疗健康这些领域。这些领域在中国很多是看着已经很成熟的东西，但是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空间。单说农业，中国有这么多人，是个农业大国，但是事实上中国不仅工业落后，农业也极端落后。现在需要采用合作经营模式，合作经营是为了干吗呢？还不是为了科学经营。

今天确实到了该科学经营的时候了。我们去智利考察，中国的土地都贫瘠到有机质只有0.2%了，而人家智利最差的也有3%，好的都到了百分之十几。土地肥沃跟土地贫瘠，种出来的东西能一样吗？土壤的肥度实际上能够通过科技手段来提高，还有就是推广普及除病虫害的科技应用，但这都必须建立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因此，像陈绍鹏(联想控股旗下的佳沃集团总裁)他们就是两件事：一是怎么能够和规模经营的农户打交道；二是把先进的技术输送过去。这两件事要做好了，不但农民有利，我们也有利。我们要用工业思维来改造农业，难度在哪？一个企业要有好的文化，严格地按照工业思维去做，而不能妥协，中间不能够做着做着就放弃。联想恰恰在这方面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干吗不好好把这个上下游做好？所以现在联想控股的主力部队就是沿着这个路子去做的。

现在互联网很热，就像当年的电脑一样，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我们曾经在这个中心待过，现在联想集团实际上离中心也并不太远，而联想控股更想研究的是像农业、食品这种传统行业怎么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怎么利用科技思维来改造农业，这不是挺实际的事嘛。当年我们在IT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出风头而风口浪尖，我们的目标挺实惠的，你看我从来不做虚头巴脑的事。

联想把定战略看得挺重的，我们需要明确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要怎么选达到目标的路线，怎么调整。现在像马云说的，互联网要先做再说，在我的实践经验中，这确实不能够很好地理解，但是我能够很好地去运用互联网为我们的业务服务。我想用互联网进行销售，用互联网做市场，用互联网去解决供应链和库存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实际上还是一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手段。马云就专门到我们公司来聊过，我们也到雷军那儿去详谈过，到刘强东(微博) 那儿详谈过，还跟马化腾他们谈过。我有这么多互联网行业的朋友，而且不仅是我，我们下面会有一波一波的人出去研究，有哪些东西我们能理解能接受，哪些东西不能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如果能走上内需拉动消费，成为引领中国GDP发展主力的话，中国经济会形成良性循环，国家目前也正在努力往这方面走，所以很多必要的消费行业很重要，虽然这些都是传统行业，但是很多还是用陈旧的方式在管理，而我们是可以从管理方面帮助它们提升、突破的，我们可以把它跟互联网结合起来，这也将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企业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