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社会的问题不是行贿 而是不信你不行贿

　　王石的坚守、选择与挑战

　　2015年3月19日，由新华网·思客全新打造的精品栏目《思客讲堂》正式推出。万科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王石成为做客讲堂的首位大咖嘉宾。这位中国的地产“教父”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与观众分享了他精彩纷呈又起伏波折的人生经历，讲述了自己的坚守与挑战，传递着属于王石的人生哲学。

　　王石深度披露了自己的创业历程、管理心得与自我更新，畅谈万科如何处理政商关系，中国企业家如何担当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发现新市场新机遇等话题，诠释了属于王石的坚守、选择与挑战。

　　谈及坚守，王石表示“三老”是他坚持的原则，即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王石谈到，在他众多的“标签”中，如果在“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之中选择其一，他会选择“不行贿”。“整个社会流行的问题不是行贿，而是根本不相信你不行贿。”他认为，转型中的社会首先需要相信一点——不行贿的企业是可以生存的。

　　正如王石所言，“不行贿不是挑战，而只是底线。”事实证明，从长远角度来看，做老实人是不吃亏的。

　　论及选择，王石认为绿色建筑就是他和万科的选择。“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企业家，你应该思考，一个热爱自然的探险者跟你的企业、你的国家是什么关系？”王石表示自己一直在思考企业对社会、对国家、对全球的责任和担当。作为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同样也是最大的木材消费者。对此，王石推动万科走上了一条“从减少木材使用到保护热带雨林的路”，在他眼中，这是万科作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所做出的不忘担当的选择。

　　提及挑战，52岁登顶珠峰是王石独特的人生经历之一，而他却认为知识的山峰才是真正的挑战。在适应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个人知识与文化背景的更新尤为重要。“挑战就是必须要站出来，接受社会对你的期许和你应当承担的责任。”无论是在北大、新加坡读书，还是到哈佛、剑桥游学，抑或在2012年参加亚非论坛，王石都在积极适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转型的现实。

　　以下为王石演讲全文：

　　很高兴新华网思客给我这个机会，这样的安排非常特别。正好是一堂课的时间，今天我的题目叫坚守与挑战。

　　一说到挑战我就想到珠峰，即使是面对生命危险，这个挑战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今天，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一个人来说，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是不是登珠峰？那不是挑战。1953年人类首次登顶珠峰，在我登珠峰之前已经有2000多人登上珠峰了。

　　所以在谈挑战之前，我还想谈谈另外一个标签——选择。我想到了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大庆精神是什么？“三老四严”。“三老”就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四严”就是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到深圳管理企业，我记住“三老四严”。当时没有特别强调“四严”，但是现在看来我是这样做的。当然，主要是“三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

　　今天站在这里，我可以很自豪地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房地产企业家，30年中，我从一个默默无闻做进口饲料的“二道贩子”做到了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到现在我还敢说：这“三老”就是我的底线。底线源自中国的传统精神，我相信，这“三老”到哪儿都通用。

　　做一个企业，具体该怎么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当老实人呢？我说我做企业不行贿，是不是老实话？如果说不行贿但没做到，那就是骗子，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黄铁鹰教授对万科非常了解，所以在光华讲企业伦理，他举的就是万科的例子，说的就是王石不行贿。讲课时，他把我请去了，我当场做了一个民意测验“相信王石做生意不行贿的请举手”。在北大，这样的测试连续进行了10年，一直到2010年我又去，这次举手超过一半。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现场试验，相信我不行贿的请举手？好，五分之一不到。

　　我敢说自己不行贿，但问题是，社会大众根本不相信，刚才举手的观众大概只有五分之一。任何社会转型中都可能出现贪污腐化、台下交易，这是必然的，而且什么时候都会有，但还是不能把行贿当成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不举手的观众中可能有人这样想：万科现在不行贿是可能的，那以前呢？还会有人说，我在剑桥、哈佛，所以不太可能行贿。我说，只要万科历史上有行贿就可以算是我行贿，即使是我的部下行贿，那也算是我行贿。今天，我在新华网再次讲，不行贿就是底线。做企业必须这样做，为什么？源于“三老四严”的“三老”，这是中国文化传统。

　　《南方周末》纪念改革开放时，我作为地标人物被邀请，他们给了三个标签让我来选：第一个是企业家，第二个是登山家，第三个是不行贿。

　　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标签。问题不是行不行贿，而是大众根本不相信你不行贿，所以才把不行贿作为一个标签提出来，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行贿。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不行贿反而被认为不正常，我就选择了这个“不正常”作为自己的标签。当我们加入WTO的时候，很多人说狼来了，民营企业都很紧张。周其仁说万科不会受太大影响，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待遇，已经拼杀出来了，他们就适合公平竞争。

　　无论你相不相信，万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大家都问：搞房地产却不行贿，你怎么做的？拿地怎么拿的，报批怎么报的？那就说来话长了。长话短说。房地产有一个金科玉律：位置、位置，还是位置。但如果万科拿不到好地，地不但不好还很贵，那怎么办？那就研究市场，把偏远的、不方便的地做好，让消费者可以忽略交通上的不方便，可以忽略周边不配套，但就是看中了你营造的环境。

　　有人说，到了万科一看小区外面的环境就不太想掏钱，但进了小区就改变主意，所以让人掏了钱还不后悔，这就是功夫。

　　我再举一个例子。2003年初，万科投的第一个美国项目在西部的旧金山，而我在东部，开工仪式时我从波士顿飞到了旧金山。开工之前我去那儿一看就说，搞了快30年的房地产，我还没拿过这么好的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没有这么好的地。

　　因为在美国这个成熟的市场，制度和法律等各方面做得非常好、非常透明，坚守底线的万科在北京、在中国也做得很好，但是真正拿到好地是在美国，当然，同时也要看眼光，以及合作伙伴。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这就是应该坚守的底线。虽然在先进社会中，这样做往往会吃眼前亏，但是从长远来看，老实人是不吃亏的。

　　下面开始说选择。什么叫选择？2002年我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富士山高度为3800米，而乞力马扎罗山是6700米。都快到顶峰了，但还是没有雪。我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地球自然的影响，比如温室效应和碳排放。再看，这是南极，我们徒步穿越南北极。当时我们很兴奋，怎么表现那种兴奋的心情？有人说我们脱吧，于是大家就裸体待了20分钟——雪山的雪化了，南极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冷。

　　显然，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企业家，你应该思考，一个热爱自然的探险者跟你的企业、你的国家是什么关系？比如说现在全球气候变化，第一是温室效应，第二是吸收碳的热带雨林被大量砍伐，砍下来的木材到哪儿去了呢？70%到了中国，当然也有很多到了外国。这70%中的70%到了建筑业，建筑业当中的70%又到了住房建筑。

　　因此，热带雨林的砍伐跟你有关系，跟你的公司有关系，跟王石也有关系。这样一考虑，绿色和平组织总有一天会找到万科，因为我们是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是木材的最大消费者。与其等他们找我，不如我去找他们，所以我就找到了绿色和平组织驻中国的首席代表。

　　一开始见面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非常疑惑，问我为什么找他，我说我为什么不能找你？我就讲了自己的感受，说我去了这些地方，有这些感受，觉得总有一天你会找我，与其那样，还不如我先找你，一起讨论一下。

　　我说，中国进行城镇化建设，我不能说我甩手不干了，他笑了，然后给我们介绍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万科就此走上了一条从减少木材使用到保护热带雨林的路。这是绿色和平组织安排的一趟亚马逊之旅。

　　这是万科搞的绿色建筑活动。2007年住建部通过了绿色建筑三星标准，现在全国绿色三星的建筑中，万科占了一半。这表示，万科在环保方面往前走得非常急进，但是整个中国的绿色建筑还很少，仅仅万科一家还不够，我们不仅要这样做，还要在整个行业里推广。所以说，万科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签——绿色标签。

　　直到现在，万科走了这些路之后，才看到我们真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挑战就是必须要站出来，接受社会对你的期许和你应当承担的责任。

　　现在很多人好奇，我跑到哈佛干什么呢？我有一个最新版本的解释，我第一次登顶珠峰时，认识了一个人，后来去哈佛跟他也有关系。他是从华盛顿大学回来的海归，当时他很崇拜我，他是创业家，我也是创业家，但他说他是海归，问我是吗。这是发生在2010年的事。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我一直过着留学生活，昨天我当选了欧美同学会新的理事长。我开玩笑说，这下可以回来了，我终于也算是个海归了。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要适应社会变化、适应全球。在海外留学，其实是很艰难的。

　　刚才在演讲之前，田舒斌总裁问我，下次准备登哪座山？我说，下次要登的是知识的山峰。他说这个好，知识的山峰没有顶。这话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曾经设想过三次登珠峰，现在已经两次了。第一次是在2003年，第二次是在2010年，按道理讲，第三次应该在65岁时，后来又把65岁延长到70岁，想创造一个人类登顶珠峰最大年龄的纪录。可是不久，我碰上了一个登珠峰的日本老人，他的年龄是80岁。我一看，还是放弃吧，算了，我还没有做好81岁登珠峰的准备。

　　再者，在学校补足知识，实际上就是登一座知识的山峰。和珠峰这一物理高峰比起来，攀登知识的山峰更难。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处于改革开放期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有自信心的中国人，如果能把知识的山峰也登下来，那就登上了又一个高峰。

　　既然要登知识的山峰，我基本上就把其他的社会活动都放弃了，比如大学讲演、企业家的活动、登山、滑雪和飞伞等等，就是想好好当一个学生。要过知识这个关，我就要接受西方系统的学术训练，要听、讲都过关，一放松就没机会了，毕竟要承认人生理上等各方面的极限。其他方面，作为万科董事长，股东会和董事会我也要开。我计划在60岁到70岁中，一方面要学习，一方面要读大学。但只在北大和新加坡读大学，其他的活动全部放弃。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时，亚非论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我，表示第二年想请我去，话音一落我即刻就答应了。因为我意识到，在中国转型当中自己应该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当社会需要时，我应该花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修为是一种人生的丰满，我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获得了这么多，当社会需要我付出的时候，我就应该站出来。最近参选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的理事长，他们说知道我的时间非常非常紧，甚至开股东会都是在网上开，要不就拿录像参加竞选，我当时就表示不用录像，人一定到现场。最后成功当选理事长，得到秘书长的承认，我自己那小小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

　　2011年我到了美国，2012年到WWF担任董事，在那里我有一些新的体会。当时WWF对我提出疑问：你现在是访问学者，在美国也就待两三年，但是我们聘用你的时间并不只两三年，如果你中途离开美国怎么办？当时我就发现一个概念：他们聘任我，并非因为我是一个有名气和影响力的中国人，而是需要我真正花时间来给出意见。

　　所以包括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我要么不承诺，但只要承诺了就肯定会回来竞选。如果只是拿来一个录像片参选，那是没有市场的，连执行理事都选不上。我是深圳国际交流委员会理事长，又是深圳总商会会长，只要是深圳的事，即使让我当粪便清洁改革形象大使我都当。作为最早改革的特区，深圳在转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我是深圳的企业家，又比较成功，这个时候不做贡献，那还等什么时候呢？

　　再讲一个发生在剑桥的故事。我喜欢很多运动，其中一个就是赛艇。我与国际赛艇学会主席第一次见面是在南京青年奥运会上的赛艇赛场，一见面我就套近乎，说自己已经有9年的划赛艇的历史。话音刚落，三个官员，包括主席、裁判委员会主席和竞赛委员会主席都表示不相信，马上就把我的手拉过去了，说如果划了9年的赛艇，你手上是一定有茧子的。

　　几秒钟之后他们就相信了，因为确实有茧子，老茧子，这时候就把我当成自己人了。然后我把自己准备竞选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的小册子给这三位官员看，他们一开始显然还漫不经心，但看着看着就停下来了——一张照片引起了他们的关注，改变了他们对我的看法。

　　这六张照片，我的小册子上都有，第一张是我划赛艇；第二张是我们在亨利杯参加比赛的一张合影照片；第三张是我们和王先生的合影；第四张是WWF的合影照片；第五张是我在滑翔机上；第六张是我在学习。你们猜哪张引起他们的关注？是第四张。他们问我和WWF是什么关系，我回答说是战略合作伙伴时他们还不惊讶，但说到是WWF美国董事会成员的时候，他们不但表示非常惊讶，还马上问我为何现在才参加竞选。

　　他们说，赛艇学会两年前就开始做相关工作，还有两个月就要表决了，这个时候才提出让我当候选人，时间太短，原本不太可能。但是，就凭我是WWF美国理事会成员的身份，他们国际赛艇联合会也要给我一个职务。为什么呢？因为在2013年，国际赛艇联合会和WWF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内容与如何保护环境、保护水资源有关。

　　在参选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时，我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当时大家在赛场上讨论分析，到底日本胜算大还是我们胜算大，结果很难确定。算来算去，亚洲44个国家，35个会员，估计投票的大概32张，总票数应当在30到32之间，我赢也是险胜，他赢也是险胜。结果一下子发生了大逆转，我完胜日本对手。

　　那次活动整个就是一个外交舞台，给了我很大的机会。改革给了我们一个开始，中国转型有很多很多机会，正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我们才一直走到今天。

　　可以说，亚洲平台是一个洲际平台，两年以后国际赛艇学会就要改选，有人问我要不要竞选那个主席？我说算了吧，赛艇运动水平，亚洲和欧洲差别还是很大的，但是竞选副主席，那不只是可能，而绝对是应该的。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已经是两年之后要竞选国际赛艇学会副主席，在中国推广这项运动。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底线、选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