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升我国农产品贸易韧性的对策建议

农产品贸易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领域。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贸易总额从279亿美元跃升至2024年的3181.6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1%，其中出口额从160.7亿美元增至1030亿美元(年均增长8.4%)，进口额从113.8亿美元增至2151.6亿美元(年均增长13.7%)。这一迅猛发展使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国际影响力和市场地位显著提升。在贸易网络拓展方面，我国已从加入WTO前的“圈外人”转变为深度参与全球农业贸易的核心国家，贸易伙伴从198个增至226个，前十大贸易伙伴集中度从70%降至58%，市场布局从东亚、美洲为主扩展至全球范围，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比已达59.8%，东盟更连续8年稳居我国最大农产品贸易伙伴地位。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农产品贸易主体和模式也呈现多元化变革。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重构了传统贸易链路，形成B2B、B2C、B2B2C等多元模式，吸引跨境电商平台、农业龙头企业、互联网食品品牌及中小微农企共同参与。目前农产品跨境电商已覆盖全球超10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连接国内优质农产品与国际市场的新通道。在贸易结构上，我国既保持着蔬菜水果、坚果等特色产品的出口优势(如2024年蔬菜出口达186.6亿美元)，又通过进口大豆、肉类、热带水果等产品有效保障国内市场需求，其中粮食年进口量达1.58亿吨，大豆进口占比超66%。尽管面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挑战，我国农产品贸易通过持续扩大开放、深化区域合作、创新贸易方式，显著增强了抗风险能力与发展韧性，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未来将继续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战略作用。

然而，我国农产品贸易仍面临诸多挑战，制约着贸易韧性的提升。第一，供应链脆弱性问题突出。一方面，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地相对集中，如大豆进口约60%来自巴西和美国，一旦这些地区因自然灾害、政策变化等导致供应受限，将严重影响我国大豆市场稳定。另一方面，我国生鲜农产品运输距离长，运输损耗明显。2024年，中国生鲜农产品运输的平均损耗率在10%以上，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损耗率通常控制在5%左右。此外，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水平虽有提高，但小农户群体庞大，仍占经营主体的70%以上，其组织化程度低，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偏弱。第二，进口依赖性持续增强。2004-2024年间农产品贸易逆差从46.4亿美元激增至1121.6亿美元，年均增长17.3%，国际价格波动传导至国内市场的风险加剧。例如我国牛肉价格从2022年接近90元/公斤跌至2025年初的60元/公斤，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批发价格报价甚至低至48元/公斤，牛肉价格为近5年最低水平，活牛价格更是跌到近10年最低水平。福建日报报道指出，2024年11月出栏一头肉牛平均亏损1600元以上，连续8个月亏损超过1000元，65%以上的养殖场户处于亏损状态。第三，区域发展失衡明显。东部沿海地区优势显著，如广东省农产品贸易额达3522.4亿元，居全国首位，其中出口额1309.1亿元，且其农产品出口种类丰富，增长迅速。而中西部的一些省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较小。武汉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湖北省农产品出口总额245.1亿元，同比增长4.7%，已在中部地区排名第一。此外，中西部地区出口农产品的种类较为单一，还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较为明显。第四，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尽管农产品电商快速发展，2024年上半年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1.7%，但占农产品市场总规模的比重仍较小，表明大部分农产品尚未有效借助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农产品交易平台虽有近150家，但各平台间信息孤立，难以为从业者提供全面准确的市场信息，加剧了应对自然灾害、政策调整等冲击的脆弱性。第五，国际合作深度不足。虽然我国已设立22个自贸试验区、加入RCEP协定，并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建立大量农业技术推广站点(累计派遣专家3万人次)，但在政策沟通、舆论掌控、规则制定等方面跟进不足、支撑不够，合作意识不足，继而未能形成统一的农产品贸易链条或贸易链条形成后难以有效运作。这种不稳定的合作关系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贸易的效率和韧性。

为全面提升我国农产品贸易韧性，建议采取以下六方面对策：第一，构建全球资源配置体系，完善双循环韧性网络。针对大豆等关键农产品进口集中度过高的问题，实施进口多元化战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通过中老铁路冷链专列将东南亚水果运输时效提升40%;在非洲新增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在拉美探索“农产品换基建”模式，建立香蕉、咖啡直采基地。国内重点建设东北黑土智慧农场和黄淮海20个种业创新中心，同时设立500亿元农业“走出去”基金，培育3-5家全产业链跨国集团，力争2027年前形成2家世界500强农企。第二，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强化供应链体系。破解“东部技术过剩、中部物流梗阻、西部资源闲置”困局：在长三角、珠三角打造数字农业创新走廊，开发农产品智能合约系统，培育1000个国际网红品牌;以郑州、武汉为核心构建多式联运体系，降低生鲜损耗率;在西部实施“地理标志+”品牌工程，建设陆海新通道数字调度中心，建立特色农产品交易所覆盖50万农户。第三，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智慧供应链。实施三大工程：农业物联网工程三年部署20万个田间传感器，建立全国区块链追溯平台;跨境贸易大数据工程整合12个部门数据，建立价格波动超15%自动触发储备调节的预警模型;数字人才工程在海南、雄安设立国际数字农业学院，通过五年时间培养1万名农业AI、跨境电商复合人才，建立“数字农技员”职称体系。第四，深化制度型开放，优化国际合作机制。在RCEP框架下设立农产品“绿色通道”，推动与东盟有机认证互认;成立国际农产品标准研究院，主导制定5项数字农业国际标准;创新“农业自贸区+”模式，在境外园区建设加工中心，组建“一带一路”农业技术转移联盟，每年推广100项绿色技术，探索金砖国家农产品应急储备机制。第五，健全风险防控“三道防线”体系。前端建立全球农业气象预警平台，对战略物资实施绿蓝橙红“四色预警”;中端设立国家贸易平衡基金，当玉米进口价涨20%时启动饲料替代计划;末端在郑州等地建设百万吨级战略储备库，编制21类农产品替代方案，如美豆中断时启动“巴西+俄罗斯”组合预案确保180天内恢复90%供应。第六，强化实施保障机制。成立国务院农产品贸易安全委员会，建立农业、商务、海关等12个部委参与的每月联席会商机制;加快《农产品贸易促进法》立法，在海南试点离岸贸易司法保障区;增加中央财政投资额，引导社会资本在东南亚建20个农业产业园;实施“农业外交官”计划五年派驻500名参赞，在超过100所高校开设农业国际贸易微专业，组建国际专家智库提供战略咨询，提升战略支持能力。

(作者：邓祥征，北京工商大学;汪婧宇，浙江农林大学;高云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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