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畜牧业发展形势 谋畜牧业发展之路

2009年10月14-16日，《第十次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研讨会暨首届中国畜牧业发展论坛》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发展现代畜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由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畜牧业经济专业委员会主办，辽宁省畜牧业经济管理站承办。来自包括农业部畜牧业司畜牧处、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在内的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职能部门及相关企业等关注畜牧业经济理论与畜牧业发展的100多人参会，并有20多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分别在畜牧业产业体系、畜产品质量安全、生猪产业发展、畜牧业宏观经济、草原畜牧业发展、草食动物发展和奶业发展等七个领域进行大会发言并采用发言者与参会人员互动方式，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内蒙古农牧业经营管理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牧区发展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内蒙古财经学院财税系等区内有关单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会上，农业部畜牧业司畜牧处谢双红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所长分别做了“我国畜牧业形势和任务”和“关于三农问题”为题的专题演讲。谢双红处长在其“我国畜牧业形式和任务”中，对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做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畜牧业发展从以数量增长为主逐步转向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和增加效益为主，进入结构调整发展阶段，正向构建现代畜牧业阶段迈进，而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畜牧业的外部关联性增强、产品供给敏感性提高、社会关注度提高、产业弱质性等。就目前而言，我国畜牧业发展主要面临市场波动性加大、重大动物疫病多发、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多、生态环境的制约、科技支撑和管理体制与畜牧业发展不适应等问题。对今后我国畜牧业发展，谢双红处长认为要坚持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要建设和发展现代畜牧业为中心，其中要以标准化规模养殖和建设畜禽良种繁育体系为基础。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必须坚持要农牧结合，要适度规模，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畜禽良种繁育体系的建设要在“十二五”良繁体系建设规划和生猪奶牛遗传改良技术的指导下，兼顾新品种的培育选育和地方品种的保护，要有项目资金的支持，并通过各种法律法规进行保护。在具体工作措施中还强调要抓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契机，加大草原生态的保护和建设力度，建立健全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张晓山所长在其“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认为，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就要在农业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剥夺小农生产关系，要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将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同时认为，当今中国农户的构成是大量小规模兼业农户与少数专业农户并存，中国的农业是市场化、专业化的农业与口粮农业并存。从变动趋势看，纯农户不断减少，兼业户大量增加，专业户正在兴起。中国农村出现的各类专业种植户、养殖户、营销户是在农产品生产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他们从事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化生产，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农民，应该说是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农村中培养和发育农业企业家，促使一部分有能力会经营的农民能在农业中创业、发展，使他们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主力军。而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以及农民组成的专业合作社成为了向农民农业提供市场营销、金融、技术、信息、质量标准和产品品牌等服务的主体。根据当前的现实社会经济情况，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 以专业农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当前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初级产品生产者）收入的可行的和现实的途径。没有合作社企业家，就没有成功的合作社。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来看，应注重发展以农产品生产和营销专业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其成为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扩展农业产业链、实现垂直一体化经营的重要的组织载体。张晓山所长认为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在畜牧业宏观经济方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张存根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光辉的业绩，特别是1996年以来通过优化和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我国畜牧业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从畜牧业生产系统看放牧生产系统的地位正在消弱，农牧结合生产系统仍占主导地位，工厂化生产系统目前的比重不大，但正处在发展阶段，而且其生产区域有由大中城市城郊向广大农区转移的发展趋势。同时，张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完全避免畜产品供给的周期性波动的出现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提供畜牧业产业化程度和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就可以减少这种周期性波动的频率与降低波动的振动幅度。北京农学院经贸系邓蓉教授认为，从发展趋势看畜牧业在我国农业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在增加农业产值和实现农民增收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畜牧业发展中的科技贡献率会越来越高，而且会远远高于农业中平均的科技贡献率；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会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动物福利问题也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产业体系方面，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秉龙教授认为从世界养羊产业的发展趋势看，生产方向逐渐由毛用为主转向肉毛兼用和肉用为主，肉羊比重加大；肥羔羊肉生产发展迅速，并趋于集约化、专业化；良种培育广泛利用经济杂交，更注重科技含量；经营方式不断从粗放式饲养发展为集约化生产；改良天然草场，建立人工草地。从我国的肉羊产业发展态势看，虽然饲养量和羊肉产量快速增长，但存在羊肉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肉羊优势产业带的形成与发展没有系统科学的研究、肉羊饲养模式为走向标准化和规模化、养羊户较少采取紧密的产业化经营组织模式、羊肉的质量安全管理相对滞后、肉羊品种良种化程度低，繁育体系缺乏活力，不能够满足肉羊商品化发展的需要、羊肉的品牌化程度低，销售的羊肉缺乏质量标准，市场流通渠道混乱，消费者对羊肉缺乏认知能力、各级政府对肉羊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不足等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赵玉田研究员认为，在汇率变化与国内需求变化双重影响下，我国羊毛价格普遍下降，对此生产者、政府、学者的反应各不相同。赵玉田研究员从全国饲养细毛羊的产区越来越小、中国的恶劣的自然条件似乎更适合当地图中肉羊的生存、细毛羊的竞争性产品市场越来越好（羊肉价格居高不下）、国内加工企业不愿意用国产羊毛、市场对羊毛的细度要求越来越高但国内自然条件却不适合饲养超细羊毛等五个方面考虑认为，我国细毛羊产业前景渺茫，市场环境、牧场、牧民和经销商都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韩国才副教授认为从未来发展的态势看，中国马业数量将继续减少、使用功能向体育娱乐转变、布局向城市或城郊转移、马种要求将提高、管理由政府管理向民间或协会转移、赛马仍然是马业的发展热点和动力、科研技术必须同世界接轨、必须强调马业的经济型、社会性和公益性。此外，会议代表还分别从技术、经济角度针对肉牛、生猪、养驴等产业以及畜产品食品安全方面进行大会发言及热烈讨论。

在奶牛业发展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刘玉满研究员认为从发达国家奶牛业经验看规模化饲养是奶牛业发展的方向，但是发展饲养小区应慎重；发展奶业需要实行农场内部的农牧结合；产业化经营要以合作社为龙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静研究员则根据其实地调查认为，目前我国奶业还没有达到90%以上的恢复，只有60%左右；奶牛存栏数只恢复至83.3%，日产牛奶量为60%左右，散奶价60%左右，企业日处理50%左右；复苏步伐缓慢的原因在于中国奶业以企业利益为中心的经营模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食品安全问题根源没有改观。并认为要想真正的复苏和奶业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目前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奶农的积极性；奶站在名义上建立合作社、奶企自建奶厅同样不能解决奶农与奶站、奶企之间的矛盾。奶农利益的保护和积极性的调动不能依赖于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也不能依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最根本的是要依赖于农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保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王明利博士则提出，“三聚氰胺”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蛋白饲料不足。苜蓿是蛋白含量较高的优质豆科牧草，积极推动苜蓿产业发展对提升奶业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他认为发展苜蓿产业草农可每亩获得纯收益690元，每头奶牛每年可增纯收益2420元，且对粮食安全不构成威胁。但目前在苜蓿产业发展主要存在的制约因素有：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挤压了苜蓿种植；苜蓿收割、贮存等手段的落后制约了种植面积的扩大；标准化生产的滞后制约了苜蓿的质量；苜蓿价格的剧烈波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他认为苜蓿产业的发展继续财政扶持，其中应在苜蓿种植、良种推广、加工和专业合作组织建设四方面进行扶持，每年约需10亿元资金。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乔光华教授对内蒙古“奶联社”模式的成立与发展、具体运作模式、相对优势、取得的效益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并认为“奶联社”模式的探索，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奶牛业发展的“分散管理、低水平养殖、低效益经营”的问题，为提高奶牛养殖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水平，提升奶牛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和企业提高效益，探索了一条有效途径。“奶联社”模式的示范与推广，将为内蒙古乳业乃至全国乳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经验。他认为，“奶联社”模式还需特别关注合作社的性质和产权、“奶联社”的财务可持续、内部治理结构和制度、“奶联社”发展时机和条件、“奶联社”进一步的创新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和风险，

在草原畜牧业发展方面，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院海山教授认为，理论界提出的草原畜牧业“脆弱性”特点的理论观点值得商榷，其依据不充分，是错误的，其实践的危害性深重。海山教授认为内蒙古高原牧区自然灾害以旱灾为主。历史上，游牧民族通过游牧有效躲避旱灾。对内蒙古高原牧区构成威胁最大的雪灾发生频率十年一遇，而雪灾造成的损失，主要与生产制度、牧草高度、生态环境状况等有关；与棚圈水井等基础设施没有必然联系。牧草高度主要取决于生态环境状况；而生态环境状况主要取决于生产制度。他认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在自然灾害中的脆弱性完全是由实行定牧并由此引起的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而不是游牧经济所固有的特性。海山教授还指出，几千年来，蒙古高原游牧生产方式为中国农耕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生态保障。今后仍然如此。中国最应当保护游牧生产方式。地方政府的思路：走“建设养畜”道路；建立现代游牧制度；牧民以草场经营权入股，组建合作社，牧民中的精英管理经营生产；恢复嘎查内的四季游牧制度；政府加强法制，保护草场和牧民权益；国家补偿牧民恢复和启动游牧的资金。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杜富林教授则认为，草原超载过牧是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首先草原畜牧业经营体制的转变即牲畜承包到户和草场经营权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牲畜饲养头数的快速增长；其次，经济利益驱动使牧户经营规模扩大，这主要源于牧民收入结构的单一性；再次，市场机制的作用即近几年来牲畜出售价格和畜产品价格走势较好，拉动了牧民饲养牲畜的头数增长；最后，由于干旱少于的频繁发生加速草地环境的退化，单位草场载畜量减少，助长超载过牧现象。除此之外，与草畜平衡制度的落实程度和执法力度不够也有一定的关系。对此，杜富林教授提出要加大投资力度，建设恢复草原；要加强监督、执法力度，实现草畜平衡；要通过转移人口减少牧区人口；要通过完善载畜量核定方法实现草畜平衡。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张瑞荣教授则通过内蒙古草原牧区390户牧民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认为国家的生态建设政策对牧区牧民的生态建设投资影响显著，牧民的收入与生态建设投资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要想搞好草原牧区的生态建设，必须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两手抓，没有牧民的增收，牧民的富裕，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就不可能取得生态建设的有效成果，也就不可能使得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