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行业分析报告：浙江家具业高速发展之道

        浙江家具业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年总产值平均增长18%，出口年均增长45.2%。据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统计，全省2500多家家具工业生产企业，实现工业销售值140亿元，比前一年增长40%。浙江家具业已成为浙江制造业不可忽视的一个产业。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几年，浙江家具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历史，我们便不难看出其中的变化。1978年，全省家具行业总产值为3650万元，出口交货值为171万元人民币。从改革开放到2002年，家具生产量大幅增长，2005年比1978年增长了383倍，共生产家具15500万件，其中木家具 2450万件，金属和金属木家具10300万件，软体家具350万件。家具出口增势强劲。到2005年底，完成外贸出口4.59亿美元，比l978年、 2001年分别增长了22倍和47.1%，创历史新高。全省家具企业已拥有省级名牌家具二家，省级著名商标10家，市级名牌家具18家，市级著名商标20 家；4个品牌家具荣获2002年国家A级产品荣誉称号。据统计，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规模以上的企业占全行业总数44%，他们的销售额却占到销售总额的 80%以上，利税占61%。其中规模超过亿元的8家企业在2002年销售额近20亿元，担当着先锋作用。

　　纵观浙江家具业，它呈现出规模迅速扩大、结构调整突出、块状格局明显、销售模式丰富、品牌意识增强等五大特点。就中国家具业而言，在块状格局上最具特色的就是浙江家具业，它初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家具产业群：温州、玉环的卧房家具、绍兴的软体家具、杭州的办公家具、湖州、义乌的红木家具、宁波的金属家具、安吉的桌椅等。这种产业组织及其空间形态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尤其是它在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完成资本积累、并进而提高区域竞争力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因此研究浙江家具产业群的特征和发展动因，对浙江家具业，以及对全国的家具产业群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家具产业群的概念

　　“产业群 (Industrial cluster)”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波特在其1990年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随后在学术界被广泛应用，并被派生出许多的相似概念。但统一的定义至今还未形成。伯特认为，产业群是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特定区域内，彼此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货商、服务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例如大学、规则制定机构、智囊团、职业培训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的地理集聚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群不仅包括对竞争非常重要的一系列相关产业和其他实体，例如专业化投入品的供应商，还通常向下游扩展到客户，向上游延伸到互补性产业或使用相关技能、技术或公共投入的互补性产品或公司。甚至当国外公司持续对产业群投资时，他们也可能成为集群的一部分。

　　家具产业群已经成为当代经济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90年代中期，美国380个地方产业群的产值达到全国总产值的60%。印度约有350个中小企业集群，出口产品占全国的60%。在我国，尤其在浙江省，这种产业群也得到蓬勃发展，并日益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在浙江温州地区的143个城镇中，产值超10亿元的专业化城镇有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的60%以上。其中，制鞋企业5000多家，市场份额占全国的20%；眼镜制造企业500多家，90%的产品出口；制笔企业150多家，产品占全国市场的1/3；打火机制造企业260多家，产品占世界市场的70%。就温州的家具而言，它拥有家具生产及经销企业近2000家，形成了家具产业群，产销额达80个亿，是全国仅次于广东的家具生产基地。

　　产业群并非简单的企业扎堆，而是由价值链上的相关企业组织而成的有序系统。由于主体之间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交易)关系，产业群因而具有较强的集体效应(collective efficiency),表现为企业之间共享专有信息，在技术、市场营销、培训和设计等项目上进行合作。

　　2.浙江家具产业群的特征

　　浙江产业群已被作为中国产业群研究的重中之重，被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学者追踪研究。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温州模式”的研究可以说是拉开了浙江产业群的序幕，后来又有了“义乌模式”、“宁绍模式”等的研究；产业群的研究也从大塘袜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到宁波服装产业群[5]等。浙江家具产业群同其他产业群一样，都表现出与“第三意大利”的产业群在产业类型、企业规模、区域产业文化和本地生产系统等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通过分析可知，浙江家具产业群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2.1较为突出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规模结构

　　日前，中小企业发展国际论坛透露，我国中小企业已占到全部企业数的99%。浙江的家具企业也不例外。据不完全统计,现有浙江省家具企业数量与1978年相比增加了10倍多，企业总数达2500多家，其中百万元产值以上家具企业达1000家，乡办及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占90%，“三资”企业30余家；从企业规模来看，个体私营小型企业约占80%，但一批成长较快的个体私营中型企业因其生产手段先进、管理好、产量高、质量优，在行业中起着支柱作用；从地区发展来看，位于沿海的温州、玉环、绍兴、宁波、安吉等地的家具生产企业，整体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它们引领着全省家具工业的发展。

　　2.2以分工专业化与合作为基础的地方网络

　　分工专业化不仅可以降低产品的平均劳动成本，还可以增加整个社会获得知识和累计知识的能力。目前中国家具业的专业化分工总体水平还比较低，相对而言广东和浙江的家具行业专业化分工做的比较好。浙江产业群数量多、规模强，其中在浙江全省数量最多、规模最强的地区是温州，它的家具产业群也不例外。浙江省有家具企业2500多家，其中2000多家集中在温州。这2000家中有1000多家家具制造企业，年产值达30多亿元，还有1000多家家具经销企业，年销售额突破50多个亿。2003年浙江家具产值140亿人民币，其中80亿是温州创造的。在温州，围绕家具产业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专业化分工，一个家庭小厂甚至只生产某个产品的一个配件，或只负责完成某个产品的一道工序，另外一些企业只负责销售或采购，成千上百的工厂通过互相协作，建立了良好的产、供、销链，形成了最有浙江特色的“专业市场+家庭工厂”式的经营模式，也就是“小企业，大市场”的“浙江模式”。

　　在合作方面，温州家具业也表现出优势。例如，温州家具业在2002年参加第八届东莞后街名家具展的问题上，就采用了优势汇合，强强联手的战略，由温州优秀家具企业自愿组合，打造温州精品家具的整体品牌。该阵营是温州家具业内高层次的组合，成员共21家，参展面积达4500平方米，阵营强大，声势浩大，是温州家具业历届参展中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一次组团活动。在展会期间，各成员联合宣传并以统一的标识和展位突出温州精品家具的风貌。结果证明，这种产业群内部的合作，打造了温州家具的整体品牌，提升了它在国内外家具界的地位，减少了个体参展的成本，增加了产业群内部的凝聚力，弥补了个体的不足，以整体的形象促成了温州精品家具与国际接轨，为赢得更好的市场份额及效益奠定了基础。

　　另据报道，在温州，由25家企业组成的家具材料采购联盟目前成立。以后，联盟成员将统一进行采购，以降低成本。此举将进一步提高温州家具的竞争力。

　　除了温州，浙江其他地区的家具产业群也在本地区的产业群内部以及外部不断寻求着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形成了各地区在发挥当地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优势的基础上实行专业化生产的块状分布格局，即卧房家具以温州、玉环为主；办公家具以杭州为主；软体家具和实木家具以绍兴为主；红木家具以义乌、湖州为主；转椅以安吉为主，其成效已昭然若揭。

　　总之，之所以研究浙江的家具产业群，是因为它已产生了较强的集聚经济以及有目的的企业间相互合作产生的集体效益，从而提升了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这是包括广东、深圳家具也值得学习的地方。

　　2.3较强的地方网络根植性

　　产业群理论更强调地方网络，其主体不仅包括企业，还包括企业之外的组织机构，例如大学、研究中心、中介机构、金融机构、政府组织等。所谓根植性是指各种网络关系和企业活动是构建在地方社会结构之上，它反映的是网络和企业对地方的归属性。根植性的强弱与产业群稳定性的大小以及它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浙江家具产业群形成的地方网络的根植性较强。浙江家具企业大多为本土的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只有30几家，几乎没有像广州的东莞、深圳那样多的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的独资外企，虽然在发展初期这一因素制约了当地家具业发展的规模、档次、速度，但因其地方网络的根植性强，而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强劲的后劲。加上浙江各地各种产业群的兴起，并形成气候，都为当地家具产业群的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协作、配套的可能性以及社会结构上的合理性。如浙江的玉环县，在交通、人才、信息均不及发达地区及沿海城市的条件下，玉环家具却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国内家具业中占有一席之地。这跟当地较强的地方网络的根植性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虽然目前浙江的家具出口排在广东之后名列第二，但其2003年的出口增幅为47.07%，远高于广东和福建(广东为37.60%，福建为14.71%)，可见它的发展势头和潜力。

　　2.4相对完整的部门结构

　　浙江家具产业群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部门结构，提高了产业群内部构成的完整性和协调性。一个产业群的构成是由生产销售部门、相关产业部门和支持机构组成。生产销售部门又是由原材料供应商、半成品供应商、成品生产商和销售商组成；相关产业部门是由辅助性产品制造商、相似技术或共同劳动力市场的部门组成；支持机构又由?钟山博客,钟山新闻,钟山说吧)逃?嘌祷?埂⒀芯靠?⒒?埂⒐?舱?呋?购徒鹑诨?构钩伞O旅嬉哉憬?窕芳揖卟?等何???得髡庖晃侍狻?

　　据《消费日报》报道，玉环县有家具生产及配件企业150多家，销售产值超千万企业达13家，从业人员近万人。以飞龙、天源、诺贝、国森、金得利、港源、海鹏等为代表的年产值超千万的企业雄踞一方，形成年产中西式套房、办公系列和宾馆客房家具20万套左右的生产能力，产品远销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二十多个城市，并带动了交通运输、装饰材料、纸箱包装、饮食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很多人会问：玉环家具何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异军突起，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

　　这跟玉环家具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部门结构，并使各个组织部门之间协调发展是分不开的。玉环家具制造业起步于80年代中期，发展于90年代中期，在20世纪末得到高速发展，逐步形成了稳定的生产销售部门和相关产业部门，并且得到了当地县委、县政府、行业协会、银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在公共政策机构和金融机构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并不断走出浙江，走出国门，加强横向联系，打开国外市场，拓展了部门结构的区域性范围，使建立的部门结构更加广泛，更加开放，更具活力。

　　由于玉环县的家具企业工业基础薄弱和地理环境的劣势，企业在教育培训机构、研究开发机构上比较落后。为了弥补其不足，近三年，玉环家具业估计每年将近千万元资金用于技改和新产品开发，一批有远见的企业还将资金投入到管理创新和品牌文化建设上，涌现出像“飞龙”、“国森”、“雄族”、“南方”、“顶丰”等一批知名企业，形成独特强劲的“玉环派”家具整体品牌优势，有力地推动了玉环家具工业向高层次发展。

　　从玉环家具业的发展轨迹上，我们可以看出具有相对完整的部门结构对产业群发展的重要性。无论是国内家具发达的东莞、深圳地区，还是意大利的家具产业群，无不具有产业群内部相对完整的部门结构，正是由于其内部具有高质量的构成要素，才具有骄人的经济绩效、创新能力和强大的增长潜力。

　　2.5以特色工业园区为新的地域组织形式

　　特色工业园区成为浙江省推动产业群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战略。浙江产业群是我国“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之下的产物。大多数产业以专业镇或专业村为基础，具有“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分散布局的特点，但这种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产业群的发展要求。而特色工业园区是适应产业群在新的发展时期客观需要的新的地域组织，是产业空间格局走向有序化、规范化的必然产物。

　　以浙江家具产业群的代表––温州家具产业群的最新发展战略就是组建和创办温州家具工业园区。为进一步发挥温州家具产业的区域优势，促进家具业优化布局和产业集聚发展，温州家具产业园区项目现正启动。项目选址位于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建设规模为4900亩，新增建筑面积为 1，920，000平方米，其中厂房建筑面积为1527000平方米，职工宿舍30600平方米，主要产品是木质加工、软体家具和金属家具；项目总投资为 118068万元；项目的环保、消防、劳动卫生和安全生产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执行；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销售收入为945200万元，新增利税总额 141672万元。目前，温州现代家具产业园区项目已被列入浙江省重点工程。据业内人士分析，温州家具工业园的启动建设，仅入驻企业新增机械、设备投资额就将突破10亿元人民币。

　　家具工业园区的建立，不是简单的企业扎堆，而是通过进一步集聚和工业化分工，从而推动产业升级，营造区域创新环境，以及解决农村工业化引发的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深圳和东莞家具园区也都在建设中。

　　3.浙江家具产业群的发展动力

　　分析了浙江家具产业群的发展现状和特征之后，自然而然人们想探究为什么它会这样哪？下面就其发展动因做一简要分析。

　　从浙江家具产业群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看，他们主要受到自然地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3.1自然地理因素

　　浙江自然资源贫乏，一个形象地描述就是“七山、二水、一分地”，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迫使农民从土地上挣脱出来，寻早出路，发展农村家庭工业和商业服务业就是其中的一条出路。

　　3.2社会文化背景

　　浙江具有商品经济发展的悠久历史传统，讲究实际，注重工商，不喜空谈。这种追求物质财富的世俗化倾向，不仅深刻地影响当事人的动机、动力和行为，还影响着政府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并最终影响到政府行为及其政策，因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浙江人敢闯敢干敢于创新，不喜欢拘泥于形式，更注重结果，形成了可以明显感到的“浙江精神”、“温州精神”。再者，浙江自古到今都是出能工巧匠的地方，因为他们崇尚谋生的技艺，倡导掌握生存本领。所有这些社会文化背景，都注定了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性。

　　3.3经济体制因素

　　浙江许多地区由于地理和国防因素，国家投入极少，工业基础薄弱。发展初期，在资金和技术缺乏的条件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他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受传统体制和思想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根深蒂固，这就成了率先富起来的优势所在––思想开放，敢于创新。专业市场、家庭工厂、挂户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新兴的经济体制，首先从温州形成，并逐步扩散到全省和全国其他地区。没有制度创新，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数量、规模的产业群。家具产业群只是其中的一个明证。

　　3.4政治因素

　　浙江的政府官员对制度创新行为的态度较为宽松，往往敢于领导和善于领导，对浙江区域经济的相继兴起，功不可没。从温州、玉环家具产业的发展轨迹就可知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2003年3月，温州家具业到广州、东莞以及深圳参加家具展，温州副市长吴敏一等领导亲自带队，亲临展馆参观指导，使温州厂家大受鼓舞。另外，玉环县四套班子的领导也亲临东莞坐阵指挥，并认真聆听各方意见和要求，这是其他省份所做不到的。其实家具产业在浙江制造业中还属于传统产业，而且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较低。然而领导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它。因此，政治因素也是促成浙江家具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4.结束语

　　尽管各地区的产业群发展模式、水平、规模都不尽相同，但概括而言，社会网络、地方企业家以及地方政府是浙江家具产业群发展的三大核心，他们三者的互动，构成了浙江家具产业群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也就是以上我们分析的自然地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等方面的动力因素。正是由于他们在不同区域的不同组合，才导致了地方产业网络结构、区域优势和产业群发展轨迹等方面的差异。

　　浙江的家具产业群并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体，更重要的是具有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地方网络。它具有较为突出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规模结构，以分工专业化与合作为基础的地方网络，较强的地方网络根植性，相对完整的部门结构以及以特色工业园区为新的地域组织形式等特点。他以温州为龙头，以玉环为主力，并在全浙江范围内形成了具有专业分工的差异化的家具产业群，实现本省家具产业的全方位的均衡发展。

　　产业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实际的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探讨和解决。家具业是一个传统产业，底子薄，基础差，在对其进行高新技术和信息化的改造和提升时，必然要面对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某个区域的家具产业群问题，对调整区域产业不合理结构，整合当地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当地各种优势，形成一个富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产业群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