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重金属耕地修复之困：资金不足 标准缺乏

　　2013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对外宣布，将于2014年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综合治理试点。

　　从2008年开始，针对耕地污染治理的政策密集出台。受政策利好影响，众多土壤修复企业短时间内迅速增多，且鱼龙混杂。此外，地方政府尚处于“示范工程”阶段，专业人才资源有限，短时间内难以适用于大面积的耕地土壤修复。

　　面对5000万亩中重度耕地污染，资金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四十分之一”2012年，国土资源部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透露，环保部土壤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而国土资源部的地质环境调查，在区位上及整个评价上和环保部趋同，即全国中重度耕地污染面积相当于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十分之一。2013年初，广东省查出多批次来自湖南省的镉超标大米，引发了群众的“镉米”恐慌，以及对湖南耕地污染状况的猜测。同年6月，记者了解到，湖南省农业厅对全省4525万亩农产品产地进行了污染区域类别划分，筛选出了重点污染区域。“湖南目前粮食年产量是600亿吨，即使重度污染区退出口粮生产，估计可能一共影响十几亿斤到二十亿斤左右。虽然数目不太确定，但我们认为对湖南省的粮食生产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因为我们每年粮食产量上下浮动十几亿斤是很正常的。”

　　当时，湖南省农业厅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直至2013年12月中旬，“镉米”产地湖南益阳多名农业系统工作人员均表示，益阳市尚未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农民的农业生产照常进行。政策信号“现在国家要做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我认为需要三个前提：一是问题严重，二是要有成熟可靠的技术，三是要有行业统一的修复标准。而后两个条件，目前都还不具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这样分析。

　　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土壤修复技术是刘阳生的研究领域之一。他和他的团队从2005年开始，就着手研究城市淤泥堆放农田对土壤的影响等耕地重金属污染课题。

　　刘阳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环保产业协会重金属治理与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秘书长。他记得，2010年之前，全国涉及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企业不超过20家，其中真正具备专业能力、“叫得出名字的”只有5家左右。而到了2013年，专委会掌握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300家。行业混乱“我国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大气污染控制、固体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等技术，大多是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后消化使用的，但是土壤不一样。”刘阳生说。

　　据他介绍，美国的重金属污染土壤大多受污染面积较小，受污染土壤体积较小，因此主要采取固化填埋的方式处理。“我国的耕地土壤修复，目的是恢复土壤的农业生产功能，满足农业的生产要求，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产业技术是对污染物进行固化、稳定化处理。”

　　刘阳生带领开展的耕地修复项目，目前采用的都是原位化学稳定化技术，即在土壤原有位置上用化学药剂与重金属元素发生化学反应，使其不再被雨水浸出或被植物根系吸收。“目前国内做原位化学稳定化的企业很多，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企业添加的药剂配方不够合理，导致必须添加很多才能起到稳定效果，造成成本过高、改变土壤性质、植物减产等后果。”刘阳生说，“这300多家企业真正技术过关的并不多，这就是行业现状。”

　　刘阳生透露，土壤修复行业内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于土壤修复工程没有统一的验收标准。目前采取的验收标准五花八门，加剧了市场混乱。“缺乏统一标准，对行业的不利影响很大，因为标准决定了修复采用的技术路线，也决定了工程实施的成本。”刘阳生说。

　　一项修复工程完成后，通常需要政府验收。验收时，政府聘请的各方专家会给出专业意见，判断此项工程是否适合在当地大范围推广。

　　刘阳生发现，许多验收专家给出的意见并不专业。“很多地方政府聘请的专家并不是土壤修复方面的专家，而是其他从事水、大气、固体废弃物处理的专家。”刘阳生补充道，“事实上，目前中国土壤修复方面的专家很少，因为这个领域在中国被关注的时间很短，不超过十年。”巨资从何来“目前我国的示范工程中，修复一亩耕地企业报价4万元，这只是中间价位。如何定价，涉及到农田里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污染的程度以及修复要达到的效果。目前我国示范工程平均下来，报价至少要达到5万元一亩才能使企业保本。”刘阳生说。

　　目前，我国耕地土壤修复均属于示范工程，即由政府出资，涉及范围、面积较小，通常只有几百亩。“做示范工程的目的就在于测试一种修复方案在当地是否可行，是否有推广价值。”

　　据刘阳生了解，目前这种示范工程在全国遍地开花，一年至少开展数十个。其模式是政府选定需要修复的地区，公开招标，企业经过调研后做出修复方案投标，最终由专家委员会等机构选出中标者进行修复。

　　土壤修复资金量大，是环保部门最为头痛的问题。环保部重金属污染防治办公室主任张嘉陵曾表示，每年环保部门用于重金属污染防治的资金，仅能支持为数不多的项目。因此，我国5000万亩中重度污染耕地若要开展修复试点甚至推广，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钱从哪来”。“即使按照最少3万元一亩的修复价格来计算，5000万亩土壤修复也要花去1.5万亿元。这些钱要国家出是不可能的，只能吸引社会资本，但前提是国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去支持这个产业。”刘阳生表示。

　　对于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修复，刘阳生有两个想法：“若是污染场地修复，如一家废弃的化工厂，随着城镇化过程，其所在地成了城市核心区，土地价格会飙涨。如果政府在出让土地的同时要求开发商修复土壤，这是符合开发商盈利需求的，他就会为了利益而去修复土地。这种情况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

　　对于面积更大的耕地修复，刘阳生提出的设想是依靠大型农业企业进行修复。“政府可以做中间人，将一片受污染的耕地集中起来，给农业企业几十年的使用权，但前提是必须修复好耕地用作农业用途，原来的耕地承包农民可以采取入股方式获得收益。大型农业企业的优势在于能够提高土地的产出价值，我相信这条道路是行得通的。”(丁筱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