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前委员倪维斗说，在我国的用煤结构中，一半燃煤用作发电，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煤电”;还有一半属于工业和生活散烧用煤。针对前者，为了“铁腕”降低煤电的排放强度，我国已发布并陆续实施了世界范围内最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因此，目前我国煤电的总体发展，无论是清洁技术水平、还是总体排放情况，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关键的问题出在后者，即工业和生活散烧用煤。

　　倪维斗说，目前我国约有70万台工业锅炉，这些锅炉不仅燃煤效率远低于大型煤电企业，而且燃煤排放也未经过严格处理和污染控制。而针对生活用煤，世界电力行业著名科学家、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冯伟忠说：“没有系统的脱硫、脱硝、除尘，5000万吨家庭用煤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约等同于10亿吨煤电。”

　　冯伟忠表示，我国的煤炭消费中，50%用于发电;而在美国，99%的煤炭用于发电;再看日本，自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持续加大了发展煤电的力度，煤炭进口数量从之前的一亿吨，暴增至去年的一亿八千万吨。从排放标准上比较，中国的煤电排放标准也远远严格于世界其他地区。“可见，煤电并不是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更不是污染的‘代名词’，‘用煤不当’才是问题的关键。”

　　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说，“呼吸之痛”的出现，与其说是煤自身带来的，不如说是人类利用煤炭的局限性造成的。随着我国清洁燃煤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不是限制煤电的发展，而应将各种工业和生活散烧用煤向煤电集中，进行集中处理、集中净化和集中清洁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