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减排而言，采用何种方式减排比能否实现减排目标更重要。因为实现减排有一个最根本最极端的手段，就是把能源基础设施关停。如不考虑实现手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那么其与极端的直接关停在性质上是相近的。如果实现减排的成本超过减排带来的收益，那么这种减排将减少全社会的资源支配与福利，属于得不偿失的做法。论证了节能减排是“正确的事”，并不能说明任何旨在节能减排的做法都是“把事情做正确”的措施。

　　对经济与能源系统的预测总是危险的，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受到各种政策、人们行为改变与突发事件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猜测”，不存在可预测的系统特点基础。错误的概率永远是很大的。如果延续2015年的发展，笔者的基本看法是，2016年国际煤炭市场的情况不会进一步变差，而国内则有可能。

　　之所以把国际市场与国内分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过去1-2年的煤炭市场的发展，朝向一个与国际市场分割、而不是跟国际市场融合的趋势。一个突出的指标是煤炭的进口量出现了比消费水平更大幅度的下降。这根源于沿海进口煤市场的各种正式的管制加强（比如质量监管、限制进口等），以及非正式的限制（特别是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命令-控制型”政策，比如对本产地煤炭的照顾，以及其他的扭曲市场的干预）。

　　国际上看，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COP21）已经落下了帷幕，今年无疑将成为气候政策的“喘气年”。与会前的普遍预期相比，巴黎会议取得的成果被认为是超出预期、成功的。这次会议也开启了气候变化国际治理“自下而上进行，同时辅以定期评估”的混合模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也意味着气候减排进入了一个“制度化搭便车”的行为模式，气候国际治理更多的成为了国家治理。而国家治理是否将气候问题作为重点，或者是否面临能力不足的问题，仍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起码目前而言，相当部分国家提出的自主减排计划（INDC）面临着一致性、可信性、透明性方面的疑问。

　　煤炭的限制政策，额外加码的可能性很低，特别是美国与欧洲。而东南亚与印度能源消费的崛起，有可能开始扮演过去15年中国式的能源市场“发动机”角色。国际煤炭市场的情形应该不至于更坏。

　　但是，国内的形势完全不同。如果各个地区缺乏明确价值标准的“限煤、控煤措施”仍旧继续，而经济仍旧没有大的起色的话，那么国内的煤炭供需形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供给侧，不区分过剩的性质、不去搞清楚是短期的周期性现象还是结构性的变化，仅基于某些高度简化的预测判断就采取“关停并转”的长期存量资产改变措施仍是主流的做法。这也许有可能“立竿见影”的解决供应过剩的问题，但无疑只能短期起效并且资产损失巨大。也正是因为所需要的巨大的成本，使得其推进的难度将很大。

　　而在需求侧，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由于环境的急剧恶化，节能减排近几年来在中国成为了“政治正确”，似乎只要有点减排效果的事情就是应该去做的，或者是必须充分实施的。这种完全不讲投入产出比、漠视经济收缩带来的社会损失的做法，仍旧在很多部门与地区广泛的存在。这是煤炭市场发展的重大隐患。更有甚者，把煤炭的连续性的份额地位二值化，不是80%就是0%，犯“不可能0%，所以80%是正常的”同样的逻辑错误，先认定煤炭要大幅下降，然后推导出行政主导的“控制”手段，将手段等同于目的，潜在的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政府的行政干预，特别是以各种所谓的产业规划、改革、调控、安全等名义粗暴干涉煤炭企业的经营自由的可能存在，以及缺乏明确价值标准的“节能减排”措施，仍是整个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最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