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国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是从2016年到2020年保持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由于外需增长疲软，上述增长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需求的增长。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许多良好的机遇。

　　首先，从供给侧来看，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即使现有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造船等产业出现相对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因工资上涨失去比较优势，这些均属中低端产业，中国可以向中高端产业升级。此类投资机会很多，经济回报率很高。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中国过去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做了不少，但主要集中在连接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地下铁路、地下管网等，还严重不足，这方面的投资有利于减少拥堵，改善卫生，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都很高。

　　第三，环保领域的投资机会多。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具有很高的社会回报。

　　最后，城镇化需要大量投资。中国现在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6%，发达国家城镇人口一般占80%以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

　　上述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都不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挖个洞、补个洞”建成后不能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投资，而是在短期内可以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建成后可以补短板，提高经济效率和质量，属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举措。

　　在经济下行状况下，国内尚有大量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前沿，经济下行出现产能过剩，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找到，即使现在有了3D打印、电动汽车等一两项新产品、新技术，其投资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走出疲软的困境。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较为完善，投资需求很小。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并已完成城市化。所以，在经济下行时，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不能简单地将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参考。显然，我国发展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的余地大。

　　具有好的投资机会的同时，中国也具备良好的投资条件和优势：

　　首先，中国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不到6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都已超过100%，中国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现在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向银行或影子银行短期借债，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期限不配套问题。去年以来，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城建债，以置换其在银行、影子银行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必要时可加大力度，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其次，中国的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国家之一，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民间投资，包括以PPP的方式鼓励民间投资于基础设施。

　　第三，投资需要以外汇从国外进口有关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中国则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

　　另外，中国的银行利率和准备金率高，政府还可通过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等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达到支持投资的目的，不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是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出现了流动性陷阱。

　　上述这些有利条件在我国“十三五”期间不会有变化。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进行有效投资，将创造就业，促进收入增长，消费将随之增加，即使出口增长疲软，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也有条件和能力在“十三五”期间保持年均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能在2020年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样的中高速增长，也意味着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每年为全球贡献30%以上的增长。（林毅夫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