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账本”70年变迁看国富民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18年超过18万亿元，增长2900多倍；财政支出从68亿元增至22万亿元，增长了3200多倍。翻开国家大账本，从建国初期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到改革开放后的“民生财政”，70年“国家账本”的变迁，折射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的成就。

　　财政收入，是国家财力的象征，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财政十分困难。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78年增加到1132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0亿元。进入新世纪后，财政收入实现连续跨越，2012年达到117254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达到183352亿元。1951年至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其中1979年至2018年年均增长13.6%。

　　强大的财力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国家账本”与老百姓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三农”、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能看到财政资金的身影。

　　以教育支出为例，1978年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仅为75.05亿元。1998年后，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教育成为财政的重点保障领域，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等一大批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财政制度纷纷出台。

　　“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此后财政教育投入持续大幅增加，并于2012年如期完成4%的目标任务，实现了财政教育投入历史性增长。

　　站在4%的新起点上，各级财政继续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重点投入，优先保障。自2012年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7年保持在4%以上。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发展再次提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这些历史性转变和巨大成就背后，也离不开财政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

　　2017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为8383.6亿元，是1980年的130倍，1981年至2017年年均增长14.1%。一系列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实施效果凸显。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企业分别达到2.44万家和2.42万家，分别是2009年的3.3倍和3.5倍，减免金额分别达到570亿元和1062亿元，对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研发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

　　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要告之于民。近年来，政府预算报告，越来越公开透明，绩效评价也越来越凸显。

　　“从起步阶段粗糙的国家概算，到日益完善的政府预算体系，预算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在加快。‘国家账本’的管理日益规范化。”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预算改革沿着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目标前进，全面规范、公开透明且有约束力，注重绩效管理。“没有预算，就不能有支出，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年度预算的基础之上，推行中期财政规划，探索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预算管理更具科学性。全口径预算管理下，政府可支配财力统筹的基础数据更加充分。

　　国家账本，不仅记录着国家各项事业资金“从哪来，到哪去”的路径，同时也传递着举国关注的国计民生信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纵观70年，围绕着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我国财政制度历经五次转型，与之相对应，每一个阶段“国家账本”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一是1949年至1952年的过渡型财政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重塑社会经济秩序，抚平战争创伤，抑制恶性通货膨胀，国家关注的重点由解放战争向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转移。

　　二是1953年至1978年生产建设型财政制度。当时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主要任务是把我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为此，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聚焦于国家经济建设上。

　　三是1979年至1993年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分灶吃饭型财政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实现释放经济活力，调动发挥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自主权与积极性的经济发展目标，生产建设型财政制度下的“大锅饭”财政开始转型，“分灶吃饭”型财政应运而生，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从计划经济财政向市场经济财政过渡的阶段。

　　四是1994年至201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财政的重心也从以往的生产建设领域转移到社会公共需要领域。

　　五是2013年至今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财政制度。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目前，我国已基本搭建起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现代预算制度为基础，以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为支柱的现代财政制度主体框架。

　　进入2019年，在推出近两万亿元规模的减税降费，积极财政“加力提效”的背景下，今年的“国家账本”又呈现出新的亮点。

　　翻开2019年国家账本：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约19.25万亿元，加上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收入总量为20.76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52万亿元。在2019年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依然占据“大头”。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达到3.48万亿元。在提高养老保障方面，从2019年1月1日起，按平均约5%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王泽彩告诉记者，财政收入的增长，既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也有可能来自于增税性政策。但分析近年来税收政策运行情况和相关税收收入数据，可以看出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反映。今年财政收入增速扭转放缓趋势的成绩，是在继续推进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从收入结构看，财政收入质量也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创新能力提高、保障重点民生等都是财政支出的重点，预算绩效管理逐渐呈现全方位格局，一个“依法用好百姓钱”的预算绩效管理新机制，已然越来越清晰地向我们走来。（记者 孙韶华　实习生 吴宇翔）

　　转自：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