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与国有银行的扩张冲动两股非市场化力量支撑了受地方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投资高增长，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快速和强劲复苏。但这样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还需要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经历了迅速而强有力的V型复苏，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年初的预期，预计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有望达10%-11%，明年一季度还会略高一些。中国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快速、强劲复苏，可以说是非市场化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此，推动这一轮经济复苏的非市场化力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这种冲动在过去10多年改革中曾受严格约束，但经济刺激计划释放甚至鼓励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干快上以“铁公基”为主的基础设施项目；二是国有银行的扩张冲动。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释放了国有银行压抑已久的扩张冲动，而恢复额度管理的可能性又促使它们要抓住随时有可能被关闭的时间“窗口”。

　　这两股非市场化力量的“一拍即合”，造就了银行信贷的“井喷”。由此，不仅完成了与财政资金的配套，而且还超额满足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可以说，在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受地方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的投资高增长支撑了这一轮经济复苏。

　　然而，这样的经济复苏是不可持续的。用非市场化力量推动经济增长，还导致了本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确实，经济刺激计划把政府投资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这既有利于控制市场风险，也可减少对非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但是，获得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可以对投资方向进行自主决策，并不局限于经济刺激计划“划定”的领域。以房地产业为例，近期国有企业一再成为各地土地拍卖市场上的“地王”，造成了房地产的“国进民退”。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国进民退”并不是按市场机制公平竞争的结果。因为，国有企业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既能优先得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又有强大的政府支持作为后盾及不惧怕事后可能暴露的市场风险。这是改革不彻底的必然结果。国有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率低下，如同“劣币驱逐良币”，因预算软约束而敢于承担风险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驱逐了必须控制风险才能生存的民营企业。其实，导致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固、内在动力不足都是“内生的”。

　　从长期来看，如果继续依靠敢于冒险的国有企业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这不仅无法解决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牢、内在动力不足等问题，而且政府还必须保证未来要为冒险买单，对遭遇不幸的国有企业进行施救。与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方式相比，以政府财力和银行资金来支持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将增大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只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风险还没有暴露出来而已。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再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因此，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未来经济工作重点是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并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来实现这一转变。

　　改革重点之一是优化所有制结构，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这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要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竞争性领域以退出为主，在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另一是要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让非国有经济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

　　改革重点之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对经济服务功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垄断行业，中国金融业把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效率相当低下，不足以充分调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过去一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表现显示其公司治理层面改革还没有触及到其原有的经营行为，原有的经营行为方式很容易复归，并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融为一体。所以，当前我们不仅要推进国有银行的深化改革，而且还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重点之三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好服务型政府。一方面，要约束政府的权力，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另一方面，要改革土地等资源价格和财税体制，改变地方政府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激励。如果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和土地，那么地方政府当然会积极支持工厂建设，也愿意推高土地价格。

　　这一轮危机催生的改革有明确的目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此实用主义的动机，比理想主义的动机更能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