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柏科：从城市发展视角认识大数据价值（上）

引言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智慧城市是现代科技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的大趋势,建设智慧城市需要回归本质了解城市。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分别简要阐述城市发展历程和数据要素与城市的化学作用。笔者并非从事城市学研究的专业人士,观点也难免存在疏漏和片面性,仅藉此与读者分享一些有限的理解,共同寻求对事物的理性认知。

一、城市在农业社会阶段发展缓慢

城市是一个非农业人口聚集的地区,主要具备发展非农业产业的职能。

远古时代,为了稳定和安全,人类开始定居,形成村落;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商业萌芽,出现了商品交易的集镇;随着区域内政治权利、军事防御、经济活动等功能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墙垣围绕的城市。

城市化,简单说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工业和服务业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也称为城镇化、都市化。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极其缓慢。早期的城市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聚集,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

二、城市伴随工商业的发展迅速崛起

学者们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城市化进程也起到了关键的驱动作用。

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和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两次重要的现代化转型。它们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分工,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变。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使大部分发达国家从传统乡村社会转向现代城市社会,农民牧民不断涌向新的工业中心,让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战前夕,发达国家的城市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一战后的美国,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超过50%。

二十世纪中后期,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爆发,驱动着现代化走向第二次转型,再一次深刻影响了全球城镇化的进程和形态:知识和创新取代工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渗透到城市治理、城市服务和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中国城市在两次现代化叠加期爆发

从1800～1950年,世界总人口增加1.6倍,而城市人口增加了23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正处于巅峰时期。

相比于世界发达经济体,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滞后,直至新中国成立才蹒跚起步,当时城市人口仅为10%左右。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改革开放后,城市人口从不足18%起步,到2012年突破50%。我国在工业和信息现代化转型的双重推动下,经历了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和速度最快的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从20%到50%,英国和德国大约用了100年,美国用了近60年,日本用了近50年,而我国仅用了30多年。

快速城市化,帮助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已经成为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未来10年,中国将有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将创造80%的国民收入,90%以上的财政收入。

四、城市发展道路上不只是繁荣

正如威廉·D·约翰逊所说:“工业经济早期阶段一般都是这样,拥挤、贫穷的生活条件,造成结核病死亡率增加。”

在工业革命大潮中,大量劳动人口的涌入,为城市快速发展提供了新鲜的活力与不竭的动力。但同时,住房供应不足、供水排水系统缺乏、垃圾处理困难,甚至瘟疫流行,成为大多数城镇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现代社会,大都市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也被人口膨胀,堵车、停车难、雾霾、住房拥挤、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种种“城市病”所困扰。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效应红利和由此引发的“城市病”成为城市化道路上的矛与盾。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着人们积极创新,不断推动社会变革。比如19世纪的英国,脆弱的城市环境和公共卫生体系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也促使其公共卫生体系逐渐发展完善,并影响了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五、中国需要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城市化是个多维概念,简单的看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而完整内涵包括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经济城市化(主要是产业结构)、地理空间城市化和社会文明城市化等众多方面的变革,变革中的挑战必然是错综复杂的。

同样的城市化进程,对比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不难发现,英、美、德等国工业基础好,城市起步早,时间跨度大。特别是发达国家两次现代化转型的时间长达两个世纪。这是非常有利的优势,有更充分的时间逐步去消化和解决在发展中衍生问题,也更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比如在第一次现代化转型时期,发达国家逐步缓解了人口膨胀带来的空气污染和公共卫生等首要问题,在第二次现代化转型时期,可以更加侧重环境保护和民生需求。

反观中国,仅用短短的几十年,城市就经历了爆发性增长,城市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我们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区域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又要面对第二次现代化转型的新形势,如知识经济浪潮、信息技术革命、生态环境危机、人的主体性觉醒等。

虽然快速城市化带了一些困扰,但是发展的脚步不会停下,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理念,从规模化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的全方位素质,不光要发展土地和人口等要素资源,不能偏科——关注城乡均衡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资源环境等承载能力——有效发挥科技作用,避免单纯的资源竞争。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提出了“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非常之势当有非常之策,中国特色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明确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

2020年4月,首次公布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生产要素的改革方向和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要求。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写入文件,强调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

为什么数据成为城市新的要素资源,数据与城市发展会发生怎样的化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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