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经济进入提速换挡新阶段

　　疫情以来，以“新投资、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为主要特点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而数字经济领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成为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蓄水池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节拍器。第一季度，电子元件、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16%和1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电子商务服务投资同比增长39.6%。3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9%。在经受住了疫情带来的压力测试之后，我国数字经济进入了提速换代的新阶段，亟待通过打造数据、技术、产业、商业、制度五个闭环，构建数字经济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激发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活力。

　　数字经济领域出现积极变化

　　疫情对于数字经济的影响从需求侧和消费端开始，逐步传递到供给侧、投资端和出口端，并进一步推动了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总体而言，虽然疫情短期内对宏观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数字消费、数字投资、数字产品供给、数字治理等各个领域均产生了积极的变化。

　　数字消费稳中有进。在社会消费整体萎靡的情况下，数字消费较为平稳，大量用户从线下消费转向线上消费，数字消费的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2020年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9%，网上零售额累计增长-0.8%，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累计增长5.9%。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等行业类、生活类数字消费基本稳定，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消费支撑平台在线用户激增，为新模式新业态积累了线上客户流量，培育了新的消费亮点。

　　数字投资迎来新一轮爆发期。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投资的进程，特别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率先进入投资快车道。第一季度，在科技股和创业板的带动下，我国股票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额增长46.7%，为科技企业的发展注入了较强的流动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并从顶层设计、政策环境、项目建设、统筹协调四个方面对下一步工作做了明确部署。

　　要素供给呈现共享化和普及化特征。疫情期间，数据、数字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共享复用。据公开报道，疫情期间，国家信息中心已携手腾讯、华为、高德地图等单位，启动了“数据长城”计划，推动政企数据的大融合和创新应用。钉钉、腾讯会议等免费开放线上办公平台，阿里云共享AI算力助力药物疫苗研发，腾讯疫情模块面向全球开源。工厂、生鲜配送等领域出现共享员工、跨界员工等新模式，推动劳动力供需结构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实现平衡。工业互联网为停产断供组织提供柔性转产和产能共享，推动生产资源优化配置。

　　数字治理的成效在治疫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硬核力量，也将智慧城市概念再一次拉回了公众的视线。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实现远程医疗、构建疫情分布地图、引导复工复岗返程人流、加强高危人员管理等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工信部及大型企业搭建的生产物资调度平台为重点防护物资的原材料供应、生产调度、物流配送、供需对接发挥了关键作用。传统智慧城市的建设思路和模式在疫情中得到了充分反思，基于业务流程并富有人性化的智慧城市建设理念成为新的共识。

　　闭环效应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换代发展

　　仔细分析数字消费、数字投资、数字产品供给、数字治理等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可以发现我国的数字经济已进入换代发展的新阶段，主要特征是数字技术与工业、教育、医疗等具体行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应用场景开发。纵观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演进史也是数字经济闭环逐步形成的历史。

　　我国数字经济以十年为周期换代发展。从互联网产业和融合产业的角度看，中国的数字经济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的前十年，BAT（百度、阿里、腾讯）强势崛起，流量经济、增量经济为互联网巨头带来丰厚的收益和资本回报，零售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式开启。第二个十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TMD（头条、美团、滴滴）异军突起，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纷纷涌现，数字经济的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产业互联网从互联网巨头的业务模式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并被赋予了赋能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战略使命。

　　数字经济闭环体系在换代发展中逐步构建。在我国数字经济的演进中，技术、产业、商业在一次次的试错中逐步形成自成一体的小闭环，数据也在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中形成了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数据闭环。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在5G、云计算、区块链、电子支付等领域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以边缘层、Iaas层等基础设施层的特定技术优势为依托，以Pass、Sass等平台层和应用层的技术集成创新为手段，数字技术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技术保障能力。从产业层面来看，国内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为数字技术提供了广泛的应用空间和试验场所，并通过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等新模式将数字经济产业上下游打造为完整的价值链闭环生态。从商业模式来看，我国消费互联网已经在用户选择、购买、消费信贷、支付、评价、售后等各个环节做到了极致并形成了商业闭环。从数据层面来看，我国不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数据供应链，而且已在数据采集标注、时序数据库管理、BI商业智能处理、AI分析、数据应用、新数据生成等各环节形成了数据闭环体系，数据质量和数据应用能力显著提升。

　　制度闭环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大闭环最终实现的关键力量。当前，涵盖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数据法规、平台竞争规范等领域的制度闭环逐步完善，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大闭环形成的关键一环。在产业政策方面，2020年，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等两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此外，全国多个省市已出台数字经济发展的专项规划。总体而言，随着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法规和标准的逐步完善，结合我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陆续推进，有利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闭环正在形成。

　　闭环效应帮助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交出亮眼成绩单。闭环效应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规模层面，更体现在发展质量层面。疫情期间，我国数字经济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传统动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闭环体系，并孕育出了要素充分流动、业态接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这种机制充分吸收了我国在数据、技术、产业、商业和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并通过一个个小闭环的打造，最终实现了数字经济的大闭环。

　　以闭环思维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航向

　　在走过了消费互联网的红利期后，中国的数字经济迎来了产业互联网新时代。产业互联网带能给我们多大的惊喜，将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放大国家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打造中国主导的数字经济发展闭环。具体而言，可以从完善我国数字经济闭环主体结构、推进闭环薄弱环节建设、提高闭环的韧性和弹性等三方面着手，逐步健全数字经济换代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完善闭环构建的主体结构。通过打造数字化企业、数字化产业链和数字化生态等方式，将各级政府、互联网平台公司、软件公司、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服务机构、用户等主体纳入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范畴。以产业互联网为依托，以保证社会福利和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为原则，为数字经济各方主体提供博弈场域，优化多边市场治理秩序。

　　坚持问题导向和应用导向，系统推进闭环薄弱环节建设。科学研判闭环中的各个堵点并定向爆破，畅通要素循环流通。在数据闭环中，加快数字孪生技术研发和场景应用，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推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数据流通，实现实体经济在虚拟世界的完全映射。在技术闭环中，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力量，统筹运用各方资源，推动基础软件、应用软件的协同发展，加快数字经济核心技术研发，促进技术研发和商业化应用的有机结合。在产业闭环中，充分考虑中国产业链完整的比较优势，以提升产业链整体数字化水平为切入点，逐步实现链上企业梯度数字化转型。在商业闭环中，重点探索基于大数据信用的金融产品开发，在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把控金融风险方面建立一种平衡机制，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有效规避金融企业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性风险。

　　高效运用政策工具包，提升闭环的韧性和弹性。进一步加强政策协同，提高数字经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的的协同度。短期来看，灵活实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统筹运用示范试点、专项工程、政府采购、消费券、税收减免、普惠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政策措施，促进数字消费，扩大数字投资，畅通数字经济闭环体系，帮助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方式渡过难关，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长期来看，把握包容审慎和大胆创新的原则，在数字货币、数字税等领域谋篇布局，做好政策储备，致力于打造全球数字经济闭环体系。通过各种长短期政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我国数字经济的换代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方位转型升级。（赛迪智库政策法规研究所 王星）

　　 转自：中国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