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央高层已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力度不会减弱。但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的相继推出，必然会对西部发展造成某种影响。西部地区需要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既要排除以往东部地区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恶”，又能培育起成熟的市场经济主体。

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及随之而来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奇迹”并没有被各个地区均等的分享。经过这么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练，中国实际上形成了自然和政策性的四大经济区域，即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东部将其它三个区域远远甩在身后。

可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诸多地区的长期发展滞后，对东部乃至全国而言是一个关乎正义的严重“道德问题”。1999年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显示出中央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和努力。

几年来，西部地区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西部大开发战略与西部自身的生存发展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这多多少少令人们对西部大开发的效果心生疑问。

西部滞后的体制背景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经济形态，要求产出的总量在空间的分布上绝对均匀，那将是一种幻想。迄今为止，即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区域也未曾有过这样的事例。然而，不同地区之间人均产出的均等化或者这种均等化的趋势却可能存在。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采用不同的手段消除这种差异性：在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国度，一旦发生地区间人均产出或收入较大程度的差异性，就会促使落后地区的居民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向较为发达的地区迁移；而资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则向低劳力成本的地区流动，由此缩小地区间的差别。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区间人均产出的差异则可通过另一种方式，即通过政府的资源配置、资源和产品的直接定价，以及强制性的移民措施等加以缩小，甚至予以消除。

尽管两者最终可以取得人均产出均等化的相同结果，而内在效率上的差别却极为显著。这已被大量的经验事实所证明。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凭借的正是后一种手段。然而一旦资源配置的总体方式发生了转变，西部原有的处境便难以为继了。

70年代末期的中国，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央政府无力继续包办一切，迫不得已向地方分权。经济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一定的经济事物处置权，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再是简单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对等博弈主体角色。博弈的结果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制度变迁，加快了其市场化的进程。

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位经济学者孙早则更加强调“分权”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他认为，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获取“经济与行政”权力的同时，还获得了以后对东部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的在某些边缘问题上的“试错权”。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虽然缓解了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危机，但却与主流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在中央政府仍然保持着巨大的政治权力的条件下，非国有经济随时都面临着危险。只有被赋予“试错权”，地方政府才会有足够的激励去化解非国有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护了事实上的非国有产权。

出于对西部地区脆弱的政治经济平衡的担忧，历届中央政府在对待向西部地方政府放权的问题上一贯持谨慎立场。在西部的改革与稳定两个目标取向上，中央政府显然更偏好后者。在没有被授予“试错权”的条件下，西部地方政府会预期，其积极改革的行为极有可能招致严厉处罚，即使改革有可能促进其独立的经济或其他利益，但却不足以抵消受到处罚带来的损失，采取四平八稳的方针自然就成了西部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了。西部市场化进程放慢成为了一种无意识产出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东西部之间日益形成的差距凸显的正是两大区域市场化程度的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