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成为制约消费绊脚石 新型消费蓄势待发

　　9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今年消费因疫情受到较大冲击，成为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当下居民收入下降成为了制约消费恢复的关键因素，居民间收入差距正逐渐拉大，正形成恶性循环，应重视改善居民收入水平，以结构性对冲政策来改善现状，促消费、托底线。此外，也应借此机会，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新型消费。

　　居民收入下降

　　成制约消费关键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203亿元，同比下降1.1%。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4459亿元，同比下降9.9%，降幅接近两位数。在我国目前以经济复苏为基调、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快速恢复的发展过程中，消费数据的缓慢恢复显得格外刺眼。

　　谈到国内消费恢复缓慢的原因，多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首先都提到疫情冲击导致了居民收入下降，从而制约了消费。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就告诉证券时报记者，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3%，考虑到债务利息等支出刚性，居民不得不大幅压缩非必要型消费支出。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团队通过电话问卷调查+网络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今年2~5月启动了两轮2020年疫情专项调查。调查团队最后得出结论：居民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减少是制约消费复苏的关键因素。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3月的调查中，受访居民预计2020年全年消费将较2019年减少9.4%；而到5月，这一减少幅度已增至17.3%。其中，年收入3万以下和3万~5万的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减少幅度更大。此外，低收入群体的金融资产也不足，面临流动性约束；而高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其预防性储蓄增加、享受型消费出现负增长。

　　与调查团队预期不同的是，疫情恢复后所谓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出现。在2月开始的第一轮调查之后，团队发现低收入群体无钱消费而高收入群体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5月开始的第二轮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且情况较前期更为严重。

　　随后，甘犁进一步对证券时报记者透露了一项调查结果，居民消费预期悲观主要原因是居民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减少，特别是边际消费意愿高的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社会收入差距在疫情后进一步扩大。

　　对此结果，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给出了一个解释，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行业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

　　在甘犁看来，疫情导致居民收入普遍受到冲击，低收入人群受冲击更大，导致企业需求下降、订单不足，从而又导致居民就业和收入受到影响，反过来再影响到需求。订单不足+收入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形成一个恶性的小循环，而这个恶性小循环必将影响国内大循环。

　　以结构性

　　对冲政策改善现状

　　要改善当前居民收入下降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专家们认为，自然是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施策方向。

　　“面对收入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结构性的对冲政策来缓解。”陶金告诉证券时报记者，针对限额以下的终端消费、线下服务业的收缩，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前提下，应该重点聚焦这些领域的持续支持。在财政政策方面，促消费、收入补贴政策有必要继续推进，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力度底线。另外，保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也有助于保住就业、增加消费收入。在货币政策方面，结构性、跨周期的调节更为重要，持续扶持中小微企业，保住市场主体和激发经济活力。

　　伍超明认为，要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关键还是要提高其收入水平。首先是继续加大稳就业的力度，落实帮扶中小微企业政策，让资金真正进入这些企业中，稳定好基本盘；其次，可以适当加大财政资金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力度，支持灵活创业就业；最后是进一步完善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意愿。

　　甘犁建议，若要真正落实保民生和拉动宏观层面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政府有必要在全国层面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消费补贴，通过现金、消费券或是代金券的形式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以此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最终刺激消费带动经济良性循环。

　　新型消费

　　将成为消费新常态

　　针对处于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消费，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指出，基于网络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新模式，支撑了新型消费逆势快速发展，且潜力巨大。要打通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堵点，鼓励市场主体加快创新，更大释放内需，增强经济恢复性增长动力。

　　“推动无接触式、线上线下融合等新型消费，首先是短期内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消费恢复速度，便利居民消费的同时也能激发消费潜能，缓解消费需求明显滞后于投资需求和工业生产的状况。”伍超明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其次是中长期内能加快5G、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应用推广，形成新型消费和新型基建良性互动，加速我国产业和消费升级，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助力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另外，新型消费还能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潜能，提高就业吸纳能力。

　　陶金相信，推动新型消费，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熨平了极端事件对消费习惯的冲击，稳住消费基本盘。新型消费结合了互联网，增长迅速，覆盖的消费和服务领域也在持续扩张，占总体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重要性越来愈大，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加大。另外，新兴消费深度应用信息、智能技术，消费者信息更加完善，消费质量更高，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消费升级。

　　在伍超明看来，新型消费无疑将成为我国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是科技创新和消费需求升级融合发展的成果，将逐步成为百姓消费的“新常态”模式，更大释放内需和推动消费升级，为增强经济恢复性增长动力添加活性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