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煤市“寒冬”加剧。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称，上半年中国煤炭企业亏损面已超过70%，50%以上的企业出现减发、欠发、缓发工资的现象。

　　“当前形势下，资源税改革越快越好。”山西普大煤业集团副总裁李俊峰说，煤市下行之际，名目繁多的涉煤税费令企业不堪重负。今年清费前，吨煤税费仍在170元左右，占煤炭完全成本的40%以上。

　　为煤企减负，已成当前共识。但记者采访发现，清费之后，煤炭资源税的税率如何确定，是否执行统一税率，成为各方博弈的焦点。

　　企业减负和政府收益之间的博弈，首当其冲。与煤炭承载的沉重税负相比，现行资源税微不足道。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煤炭从量计征资源税。2004年7月，山西煤炭资源税调整为3.2元/吨，焦煤税率为8元/吨。2011年修改的《资源税暂行条例》中，煤炭资源税保持从量计征，税率未变。

　　尽管山西是资源大省，但资源税收入在地方税收中占比很小。据山西省社科院研究人员张婷测算，近年来，资源税收入占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3%左右，煤炭资源税在山西吨煤税负中占比不足1%。

　　为此，山西省财政厅去年曾对改革后的煤炭资源税做过测算。在煤炭综合平均售价465元/吨，全面取缔涉煤收费且保证地方现有收益的前提下，假如保留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税率可定为7.4%。然而，今年上半年，山西吨煤平均售价已跌至375元，要保证地方政府收益，这一税率必然面临上调。

　　“一旦税率超过8%，企业将难以承受。”山西一家大型煤炭企业财务负责人说，今年5月起，企业已陷入亏损，财务费用高企，市场仍在萎缩。“清费立税后，如果增加了煤炭成本，一方面，各地清费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进口煤的低价攻势下，国内煤企的市场话语权较弱，往后的日子会更困难。”

　　此外，围绕资源税率，不同煤企、不同煤种之间同样存在博弈。同煤集团下属同家梁矿是个有着60多年历史的国有老矿，职工6000多人，今年的计划产量只有80万吨，资源即将枯竭，剩下的都是边角煤，吨煤成本超过1000元。而相隔不远的同忻矿，是近年来新建成的千万吨级矿井，职工1000人，年产量1000万吨，吨煤成本只有100多元。

　　“煤炭产业政策应该根据煤矿情况区别考虑。”同煤集团同家梁矿党委书记李文广说，对于老矿而言，关键是要提高回采率，避免浪费，在税率上应有所体现。

　　山西朔州煤炭产能近2亿吨，仅次于鄂尔多斯和榆林，居中国第三。但由于煤质较差，市场竞争力弱，煤炭企业亏损严重。位于朔州的山西中煤西沙河煤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蛮说，不同煤种的采掘成本相似，但市场价格相差较大，劣质煤、优质煤的税率也应存在差别。

　　张婷认为，应当根据煤炭资源的地理位置、开采成本不同，对地下煤层和露天煤层设置不同的税率;根据煤炭资源可利用程度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税率。

　　然而，这种做法同样存在风险。一些基层煤炭监管人士认为，资源税率应当“一刀切”，“一旦制定弹性系数，就产生了腐败的空间”。

　　山西省孝义市煤炭局副局长宋长宏认为，煤炭资源税改革不是孤立的，而是煤炭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破解各方博弈，亟须打破利益固化，全面推进简政放权、国资国企等配套改革，使煤炭企业成为真正平等的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