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土资源形势分析报告》指出，我国在稀土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目前我国稀土行业发展面临着双重“两难”局面。

　　一是保护稀土资源与保持国际市场优势地位的“两难”局面。一方面，我国要保护稀土资源，最大限度的实现稀土的稀有价值;另一方面，我国稀土生产需要占有国际大部分市场，使稀土能够成为国家的外交砝码。

　　二是控制稀土开采与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两难”局面。一方面，保护稀土资源实现稀土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稀土产业在某些地方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控制开采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面临两难选择。

　　价格暴涨暴跌

　　2011年上半年，我国稀土和稀土产品价格暴涨暴跌，氧化镧由29.5元/千克涨至165元/千克，氧化钕由290元/千克涨至1400元/千克，氧化铽由2950元/千克涨至21500元/千克，氧化镝由1665元/千克涨至13500元/千克，氧化铕由3200元/千克涨至28000元/千克，半年间价格暴涨近9倍。

　　但是，2011年第三季度，我国稀土市场下游订单比第二季度缩水近半，而且下游企业三分之二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停产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稀土价格暴跌，另一方面是2011年稀土开采指标已经用完。同时，稀土价格开始快速下滑。12月份，氧化镧价格回落到135元/千克，氧化钕价格降至825元/千克，氧化铽降至13000元/千克，氧化镝降至6900元/千克，氧化铕降至15000元/千克，虽然下半年稀土价格大幅下滑，但仍远高于年初价格。

　　稀土面临“内忧”

　　稀土价格的暴涨暴跌，从根本上反映出行业散乱和无序竞争，我国稀土行业发展面临“内忧”。

　　一是我国稀土资源储量减少，走私泛滥。2001~2010年，我国稀土储量下降超过两成，尤其是南方的重稀土资源下降更快，储采比降至10年左右，珍贵的稀土大量浪费。2010年我国出口稀土39813吨，远远高于出口配额量。与此同时，稀土走私继续泛滥。据不完全统计，在2009年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国海关连续破获稀土走私大案数起，涉案稀土总量上万吨。

　　二是稀土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在相当长时期，我国稀土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一些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环境污染严重。三是资源所在地有大力开发稀土资源的冲动。由于稀土价格的快速上扬，拥有稀土资源的地区看到了稀土开发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极力主张开发稀土资源。

　　稀土“外患”重重

　　《2011年国土资源形势分析报告》认为，我国稀土行业发展还面临“外患”。

　　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不利裁决将危及我国的稀土行业。

　　二是日本在海底发现大量稀土资源。日本发布研究报告称，在海域发现稀土储量约为900亿吨，从技术角度很容易提取和炼制，目的是为了给我国稀土行业发展施加压力。

　　三是日本稀土战略的调整，大幅增加稀土预算，同时稀土问题外交化，并研究稀土替代品。

　　四是美国稀土矿提前重启生产，可能冲击轻稀土市场。为应对稀土价格的高涨和我国稀土出口的下降，美国最大的稀土矿帕斯山稀土矿山已经提前重启生产，预计2012年可以达到2万吨，主要用于美国国内使用。

　　同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也在重启稀土生产。如果这些国家稀土矿山完全投产，必然会冲击我国稀土在全球市场份额，特别是轻稀土市场。

　　限制出口遭投诉

　　鉴于稀土资源的稀缺性和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我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对稀土采矿和加工业务进行整合和清理，并对出口进行配额管理。但遭到欧美日的强烈反对，指责我国导致全球稀土供应紧张和高技术产品元件价格暴涨。

　　2009年，美国、欧盟、墨西哥相继就我国限制铝土矿、焦炭、萤石、镁、锰、碳化硅、金属硅、黄磷和锌等9种原材料出口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指责我国通过提高出口关税，制定出口限额以及严格的出口许可证获取条件等方式影响这9种原材料出口价格提高，使我国国内的制造商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2011年7月，世贸专家组发布调查报告，认定我国限制出口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支持美国、欧盟和墨西哥对我国的投诉。2012年1月，世贸组织发布裁决报告，指出我国违反了国际贸易准则，要求我国必须马上降低出口关税，并解除出口限额。虽然裁决未涉及我国17种稀土元素的出口政策，但我国近年来对稀土出口连续实施限制，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投诉的目标。

　　行业管理仍待加强

　　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资源分析室主任刘树臣建议，我国应通过控制开采总量、提高生产集中度、严厉打击走私和提高环保门槛等手段，整顿稀土行业秩序。在国内培育大型稀土企业的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稀土资源开发的起步阶段介入，实现稀土资源的共同开发。

　　同时，国土资源部继续与工信部等稀土行业管理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密切配合，从稀土行业发展的各个层面进行规范，包括生产领域、出口控制、国家收储以及行业监管机构设置等方面加强协调联动，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储备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协调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实现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