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持续的老龄化和慢病高发，中国的医疗支出正在快速上升，政府也因此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压力面前，控费是政策的不二选择。在控费的大方针之下，政府已经意识到光靠压制药价是不够的，限制大医院规模扩张和分级诊疗成为下来力推的政策。但是，发展积贫积弱的基础医疗的整体路径在哪里？仅靠外围的技术手段能够吸引病人回流吗？大医院在在受限的情况下，如何与基础医疗共同发展？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来看一个山东的例子。山东兖州中医院与兖州郊外的漕河镇卫生院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兖州中医院派驻医护和管理人员进入，原乡镇医生经培训后上岗，由兖州中医院共同独立管理，自负盈亏。合作将近一年后，中医院扩大了规模，乡镇医生提高了技术和收入，病患方便了就医。

　　除了上述的几点以外，乡镇卫生院的这一变革的关键是能够把病人留在基层，降低了医疗费用。一份2015年3月数据统计显示，在兖州中医院本院区，当月出院人均费用为4807元，自付占比例近45%，门诊均次费用为191元；而在漕河院区，出院人均费用为3575元，自付占比例为30.7%，门诊均次费用为106元。

　　从这个例子来看，未来基础医疗尤其是占最大比例的乡村医疗 体系或许可以通过紧密型的医联体来发展。由于公立医疗机构行政关系复杂，在没有强力政府推动的前提下很难进行兼并收购，因此，紧密型的医联体成为一个较为合适的操作手法。借助漕河镇卫生院原有规模，兖州中医院仅投资数百万元，就得到了百十张床位。这对于公立医院来说，是一个比并购更划算的交易。

　　长期以来，基础医疗的医生能力差，药品目录不全和检查设备不足都制约了其发展，导致病人都涌向城市的大医院。尽管政府现在大力发展第三方检验和补足药品目录，但乡镇卫生院和位于市郊的社区医院依旧无人问津，核心缺失依然还是在医生的服务能力。要想让大医院的医生真的下沉到基层，其难度非常大。目前阶段较为合适的却是是这种卫星模式，即大医院与若干基础医疗机构结成事实上的合作体，来共同为周边的病人提供服务，尽量让病人留在基层并给予更好的服务和更低的价格。

　　从这个角度来看，限制单体医院规模扩张和发展分级诊疗其实为中国公立医疗机构划下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那就是卫星模式，通过构建一个体系内的分层级的医疗服务体系来进行控费。在这个体系内，尽量通过医生下沉和基层医生培训来提升服务能力，把大部分病人留在基层，从而在整体上降低医疗费用。而大医院也通过这样的模式获得了增长，解决了规模受限后的发展难题，并有助于其自身的转型。本质上来说，大医院不应该是以看普通门诊为业务核心的。通过卫星模式发展，大医院将普通病人留在了基层，有利于自身转向疑难杂症和急重症的治疗。

　　但是，在公立的体制下，这种卫星模式的紧密型医联体依旧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产权和管理归属的不清晰，未来这种模式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这种模式依然无法在基层留住好医生，而且很容易使得基层成为大医院变相扩张向自己输血的手段。以大医院为核心的卫星模式也将导致为基层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无法发展，因为大医院都将其包办了。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弊大于利，不利于真正的基础医疗的发展。

　　因此，基础医疗未来的发展最适合的还是产权清晰的并购模式，而这在公立体系下挑战非常大。良好的卫星模式是非常适合当下医疗服务体系的下沉的需要，但大医院自身的转型以及将病人真正的留在基层是发展关键。如果大医院不改变目前的运营模式，最终演化成以大医院为核心的分级诊疗则会事与愿违，从而进一步加大控费的难度。

　　总体来看，随着市场的扩张，未来基础医疗领域内并购将多发。紧密型医联体仅是过渡形态，未来的基础医疗发展将以卫星模式和连锁模式为主，单体诊所也将具有一定的空间，但更多的是因为具有一定的资源而存在。随着大吃小或者单体加入连锁，基础医疗的服务能力将增强，进一步推动基础医疗的市场规模快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