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泌尿外科医生傅懋强发现，中国患者大多惶恐和急迫，“好像比医生还要急，进来椅子还没坐稳就要急着出去”。

每当这时，傅医生就会安慰他的“客户”：“我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都是你的”。

与国内“排一晚上号，只能聊几分钟”不同，傅医生的客户可以得到他的手机号，随时致电沟通病情。不仅如此，傅懋强和同行们开始为中国患者使用微信，提供“售后咨询服务”。

傅医生和中国患者的故事正发生医疗发达地区的各个医院，其背后是中国医疗旅游需求的井喷。据梅奥诊所国际转诊主任Melissa Goodwin介绍，2012年至2014年，中国患者数量成倍增长。“中国本来不是我们国际化策略的一个优先市场，但是近几年，中国已经上升到我们第二级优先的市场了。”

韩国保健福祉部等机构统计显示，2012年韩国入境医疗旅游的中国客户同比剧增69.1%，达3.25万人次，占整体韩国海外医疗旅游客户的20.4%，首次超过美、日等国，居首位。

而在全球，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今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19年全球医疗旅游市场规模将由目前的100亿美元升至300亿美元。从2013年至2019年，全球医疗旅游业将保持17.9%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家住武汉的张耀华（化名）去年4月在国内被确诊为肺癌三期，医院建议手术治疗。治疗费用对他不是大问题，最重要的是找到更合适的治疗方案。多方咨询之后，张耀华通过一家医疗旅游中介机构远赴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寻求帮助。

随后他感到果然“不虚此行”。医生首次问诊就达一小时以上，并对其癌症进一步分型。“你很幸运。你肺部的癌细胞就像黄油一般，放化疗就可使其融化。”这让张耀华长舒一口气，免去了开刀的痛苦和风险。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医生以三个“Wonderful（棒极了）”来形容治疗效果。通过后续近一年的复查，张耀华的肿瘤无复发迹象。

事实上，医疗旅游最早兴起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些缺少医疗保险的人会到欠发达地区寻求“物美价廉”的医疗救治。而在中国，情况则相反，大多是富裕阶层不惜重金到发达国家以求良方。

医疗旅游服务机构优翔公司总经理种岩向无界新闻介绍，其客户主要集中在资产千万级甚至上亿级的企业家群体，除重大疾病，他们也更加注重定期去海外体检、抗衰老疗养以及一些慢性病治疗。当然其中也不全是大富豪，“也有客户为了给孩子治病把房子卖掉。”

跨国求医的诱惑

为什么出国就医？根据法兰国际医疗负责人张月军观察，患者往往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诊断和治疗方案、设备、药物等。

在盛诺一家创始人蔡强看来，影响治疗效果最大的是诊断与治疗方案，这也是国内和发达国家差距最大的一环。根据该机构统计，国外否定或质疑国内诊断结果的占9%，调整治疗方案的占62%。按不同疾病来划分，62%的肺癌患者、58%的结肠癌患者、56%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以及73%的黑色素瘤患者出国后调整了治疗方案。

而治疗方案变化的另一面则是仪器设备和药物的差距。

被誉为可对肿瘤进行“立体定向爆破”的质子重离子治疗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肿瘤治疗设备之一，只有美、日等少数发达国家掌握核心制造技术。在发达国家应用多年的这一治癌利器，于去年才终于在我国落地。

运用微创技术实施复杂外科手术的达芬奇机器人，在胸外科、妇产科等疾病治疗中正大显身手。根据达芬奇制造商Intuitive Surgical公司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每年开展近50万台达芬奇手术；而在我国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累计不过1万5千余台。

在药物方面，今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局拒绝了吉利德公司药物Sovaldi的专利申请，而这一丙肝特治疗效药的遭遇，只是众多药品合法进入中国市场受阻的典型案例之一。再如，去年12月美国FDA批准了PD-1药物用于黑色素瘤，在日本该药物也可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鳞癌，但中国尚无该药，只能通过手术和化疗手段。

一个新药进入中国，要向药监和价格部门递交包括针对中国患者的临床数据在内的大量材料，从开始申请到最终获批，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也因此不止一位业内人士曾向记者慨叹：“人家都更新换代了，咱们还没批完。”

流程长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我国药监体制有关，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简称FDA)人士向无界新闻记者介绍，他们的新药审评员会与药厂密切沟通，以帮助新药通过审批。但在郑筱萸事件后，为了避嫌，我国药监和药厂之间正常的沟通都受到限制，新药审批的沟通效率大打折扣。此外，药监局审评人员严重不足，而药企众多，递交的材料数量庞大，几个因素导致周期比FDA长。

此外，治疗和护理技术的高低，可能直接决定了重症患者能否坚持完整个疗程。据携康长荣董事长顾欣向无界新闻介绍，该公司客户当中，不乏在国内接受放化疗副作用明显，身体难以支持继续治疗的情况。而日本等发达国家治疗和护理技术更优，可以帮助患者相对轻松地完成治疗。

除了可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外，“沟通”问题也成了是否出国的微妙变量。在国内，漫长的等待过后往往只得到医生少得可怜的时间。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沟通则大不相同。患者们发现，那里的医院更像是服务机构，医生会耐心介绍不同的治疗方案，让患者了解到哪一种可能会带来最好的疗效。

新加坡心脏病医生谢思立向无界新闻举例说，尽管在新加坡可以用到大多数国家尚未普及的生物可降解支架新技术，但医生往往并不急于向患者推荐使用，而是在详细的沟通了解之后选择更适合患者的治疗手段。“有时并不是哪个地方一定治得更好，更多的是沟通问题”。

而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群，医疗旅游需求未必是“救命”，而是倾向于抗衰老、美容、体检、避世静修等“轻医疗”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