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由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的“中国经济新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在线举行，在此次峰会中，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伦·巴奈特（Steven Alan Barnett）和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对新冠疫情下金融市场还可能存在的风险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认为，不能排除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场还可能发生大幅波动的情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伦·巴奈特（Steven Alan Barnett）称，金融市场估值出现膨胀现象，可能会导致风险资产重新定价；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全球央行的量化宽松会造成全球利率过低，信贷更易获取，但市场可能无法合理地定价风险。

　　肖钢：下半年金融市场还可能发生大幅波动情形

　　在肖钢看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其实没有实现真正的复苏，今年进入疫情以后，欧美日等国央行又纷纷推出零利率、负利率和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虽然对于缓解当前全球市场流动性紧张、刺激投资和消费有积极作用，但是它的负面作用也很明显，短期的效应无助于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从这些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还造成了市场的扭曲，削减了银行的收益，限制了他们放贷能力，有的不但没有增加消费，反而增加了储蓄——因为老百姓对经济前景很担忧，在当前负利率、零利率的情况下，反而增加储蓄来应对风险，实际上侵蚀了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肖钢还提醒，要注意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的风险。“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大部分还是使用美元，所以对他们而言，如何防范发达经济体实施负利率和无限量、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外溢风险，就显得十分重要。”肖钢说，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既要注意防范资产价格的泡沫，防止资金脱实向虚，又要防范资本的外流——因为美元还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又要防范本国的货币贬值、债务违约等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场巨幅震荡，下半年是否会再现这一系列的震荡？“金融市场经常是受到一些黑天鹅、灰犀牛等各种外生性因素的冲击，预测市场的发展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场会不会再现上半年那样的大动荡，还不好下一个肯定性的结论。至少不能排除金融市场还可能发生大幅波动的情形。”肖钢说。

　　史蒂文：金融市场的乐观表现与全球经济之间存在脱节

　　史蒂文表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所有经济体都感受到了这种影响。IMF预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增长率为-3%，明年将反弹至5.9%。IMF还预计，印度今年的增长率为-4.5%，俄罗斯为-6.6%，巴西为-9.1%。相对来说，中国是其中的一个亮点，是唯一一个预计今年将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IMF预计中国今年增长1%，明年增长8.2%。中国实际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GDP增长率为3.2%，成为第一个恢复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尽管中国上半年整体的增长率为-1.6%，但总体而言，IMF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比其他大多数地方都好。

　　对于发达经济体，IMF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为-8%。其中，预计美国今年增长率为-8%，欧元区为-10.2%，日本为-5.8%。

　　史蒂文指出，本次经济衰退的规模和速度非比寻常。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萎缩近5%，相较之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结果是全球增长率仅略低于零。即使是中国，在2008年、2009年都能保持约9%的增长，但在本次危机中，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大幅放缓。“几乎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幸免于这种大幅快速衰退的局势”。

　　本次经济衰退的原因与上次金融危机不同，史蒂文将其称为“大封锁”下的经济放缓，是采取必要措施遏制病毒的直接后果。在典型的经济衰退中，主要表现为家庭减少耐用品，通常是贸易密集型耐用品的消费减少；在本次经济低迷中，主要是接触密集型服务的消费量急剧下跌，其中包括旅行、酒店、艺术娱乐以及餐饮业。

　　史蒂文还指出，本次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更大，不确定性的根源包括疫情持续的时间和所需的封锁时间。在不利的情形下，疫情可能在2021年年初发生第二次全球暴发，即使各国在控制病毒方面会做得更好，但其造成的影响仍然会很大，IMF的模型表明，这可能会使202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下降4个百分点，甚至在2024年增长速度仍可能比IMF目前的预期低近2个百分点。在好的情形下，更强大的信心和有效的后期封锁措施可能帮助经济更快地恢复，2021年的增长率很可能比目前预测的高出2个百分点，五年后的增长率比目前预测的高出约1个百分点。

　　史蒂文同时指出，现阶段的一些风险，主要集中于金融市场。在今年3月份全球资本市场遭遇急剧下跌之后，近期出现一定回升，股票等风险资产价格已经反弹，在许多市场中，股票价格平均恢复至1月中旬水平的85%左右。

　　史蒂文指出，金融市场的乐观表现与全球经济之间存在脱节，投资者似乎在押注央行将继续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许多股票和公司债券市场的估值出现膨胀现象。根据基金行业的模型，大多数主要发达经济体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价格水平与基本估值之间的差值已接近历史高点，这可能会导致风险资产重新定价，从而会在本已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之上更添金融压力。

　　“疫情可能使过去十年中积累的金融脆弱性具体化。”史蒂文表示，这些脆弱性包括企业和家庭债务负担，在严重的经济收缩中，部分借款人的负担可能变得不可收拾。另外，可能的破产会考验银行业的弹性，非银行金融企业和市场也可能面临进一步的压力，一些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正面临着高额的外部再融资需求，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

　　陆挺：全球央行的量化宽松会造成全球利率过低

　　“下半年经济复苏所面临的风险包括世界各国的货币与财政宽松政策不可能再像过去几个月那样持续大幅度、快节奏地推进了。”陆挺这样说。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陆挺认为，下半年不仅存在疫情反复等因素，还包括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延长，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工消费潜力会降低，我国自身报复性需求也会明显回落，此前补库存的动能将逐步下降等。

　　与此同时，随着其他国家逐步重启经济、开始生产医疗物资，将影响我国医疗物资的出口。在房地产方面，由于我国本就处于下行周期，政府又坚持“房住不炒”，因此，经济复苏的动力会受到一定影响。此外，信贷增速不大可能保持其上半年从10%到13%的快速上升势头，最有可能转向平稳，短期来看，信贷为经济复苏提供的动力会比之前相对小一些。

　　“还有一个风险是我国面临着更加恶化的全球环境，尤其是美国大选叠加其他一些因素，会影响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所以制造业投资会受一定影响。”陆挺称。

　　陆挺称，疫情带来的长远影响主要有三个。其一，全球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带来正面与负面的影响。正面来看，除非未来疫情依然反复，否则不大可能出现1930年的大萧条，原因在于世界各国央行已经掌握了非常重要的技巧，即在经济急速下滑时，如何通过货币政策遏制这种态势，防范金融风险。另外，过去十年，全球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杠杆已明显下行。

　　不过，负面效应同时显现，全球央行的量化宽松会造成全球利率过低，信贷更易获取，但市场可能无法合理地定价风险。一方面，利率过低会使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过去几个月牛市远超市场预期，造成的结果就是全球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的内部都会产生贫富不均、社会阶层分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从而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利率过低会导致金融信贷资源分配效率过低，僵尸企业明显增加，全球GDP增速下降；政府在支配资源中的比例明显上升，这实际上也降低了效率，造成很多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