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迫切需要新的抗生素解决让人饱受折磨的感染性细菌耐药的难题，但是仅凭创新的抗生素并不足以阻止人类重返抗生素前的悲惨时代，一位传染病专家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受困于医疗、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细菌耐药现象最为严重，尤其是那些位于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细菌耐药现象将进一步恶化，除非采取激烈的举措。

　　在西方发达国家，诸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多种耐药细菌已经是医院普遍存在的一个难题，但是耐药细菌的起源和抗生素效果的下降大部分是出现在更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StephenBaker在2015年3月6日的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如上的观点。

　　StephenBaker是一名分子微生物学家，为医院热带病肠道感染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兼哈佛大学临床研究组（越南胡志明市）威康信托基金会重大海外项目负责人，他指出细菌在更贫困的国家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感染性疾病，这些国家的医疗保健服务和抗生素用药指导原则更少，抗生素的使用未受限制。

　　“在低收入的国家，多重耐药细菌带来的冲击将更大，在这里循环的病原体更容易诱发更加严重的感染，同时患者还不能可靠的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护理，”StephenBaker告诉汤森路透旗下的BioWorldAsia，提醒道这样的病原体能诱发伤寒和结核脑膜炎。

　　“低收入国家中细菌耐药的主要原因是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同时还是伦敦大学在世界享负盛名的三所学院之一的伦敦卫生及热带医药学院一名高级讲师的StephenBaker如是说。

　　在低收入国家，“抗生素在没有进行医疗咨询的情况下在社区被大范围的销售，政府没有限制这些药物在社区使用，另外使用剂量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他说到。

　　低收入国家中，更加复杂的细菌耐药问题的实质是动物和人类经常使用同一种抗生素，这将加快耐药菌株的发展。

　　另外，极少数患者获得确凿的诊断测试，在凭经验采用抗生素治疗前或治疗后。例如，在许多亚洲国家，发热性感染经常使用氟喹诺酮类或三代头孢进行治疗，这些药物同时也已广泛用于畜牧业，从而增加产量。

　　因此，限制在人类和牲畜中使用同一抗生素必须是当务之急，StephenBaker写到，包括禁止动物使用任何新的抗生素，而这些抗生素主要适用于治疗人类感染性疾病。

　　另外，新的抗生素，尤其是新型抗生素，必须用于那些真正需要的患者，这意味着低收入国家的微生物诊断和药敏试验的水平必须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正如发展合理处方的实践一样。

　　“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无论是循环或联合使用，”将能有助于预防细菌耐药的恶化，StephenBaker建议那些能使用新型抗生素的患者。

　　新型抗生素

　　新型抗生素的确定和研发将为多重耐药细菌的难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是一种比较困难，耗时和昂贵的过程，由于近年来制药公司已经忽视了这一领域。

　　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中，仅有极少的新的广谱抗生素推向市场，尽管严重的革兰氏阴性细菌严重感染呈现惊人的上升，ManosPerros在对StephenBaker的文章进行评论时提醒道。

　　ManosPerros，作为阿斯利康副总裁兼新型抗感染药物负责人，指出在细菌耐药和抗感染药物的基础研究“已经遭受长期资金不足和重视短期利益的双重打击。”

　　即使新的治疗药物问世，在极其需要这些药物的低收入国家的引入的设置将可能是徒劳的，这些药物的使用将导致更快的对这些药物耐药的发展。

　　例如，在抗生素问世前，伤寒的死亡率约20%，当有效的抗生素问世后，这种疾病的死亡率急剧下降。

　　随着对早期抗生素多重耐药细菌的出现，氟喹诺酮类成为20世纪90年代治疗沙门氏菌的推荐用药。但是，降低对这些化合物敏感的细菌迅速出现。

　　“我们正处在伤寒对氟喹诺酮类广泛耐药的边缘，”StephenBaker警告道。

　　“目前可替代药物很少，因此我们极容易回到抗生素前时代，”他说到。通过“限制使用和促进联合用药”将避免这种倒退，StephenBaker强调，“虽然来自与低收入国家的数据显示这种方法的意义不大，且这种方法已被证实运用的太少、太迟。”

　　不过，他指出，任何新的抗生素药物将导致医疗保健和监管更大范围的改善，对在低收入国家的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带来冲击。

　　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解决细菌耐药的主要问题是发现和研究新型抗生素的时间不够，StephenBaker告诉BioWorldAsia。

　　“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新的项目来寻找新的抗生素，至于其他的主要问题我们还没有太多更新的目标，”他提醒道，主要是由于“现在处于循环的细菌耐药的作用机制将对会带来对新型抗生素的交叉耐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