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影视记者 丁舟洋

　　一经央视点名，媒体发酵，“明星天价”片酬这个说了好多年的老问题，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演一部戏挣别人几辈子的钱”种种说法，挑动着大众的神经。

　　明星天价片酬是怎么来的？带来什么影响？又如何破解？资深影视投资人、制作人、影评人谭飞近日接受了每经影视（微信ID：meijingyingshi）记者专访，他向记者分析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明星天价片酬时失灵的原因。

　　十多年前，国内演员总片酬占比不足10%

　　回忆起十多年前的光影岁月，导演蒋钦民说：“当时我导演的《天上的恋人》，制作成本不过200万元，演员的总片酬不到10%。”而该片的主演是董洁、刘烨、陶虹、冯恩鹤。在《天上的恋人》前，刘烨已凭借电影《蓝宇》夺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荣誉；陶虹因《春光灿烂猪八戒》已家喻户晓；董洁也在春晚中崭露头角。彼时，这几个主角可谓当红花旦和小生。

　　“正因为演员片酬对《天上的恋人》不构成任何压力，我们的片子才有那样的精力，去跋山涉水、非常仔细地完成每一个镜头。我一直很纳闷，我们在责怪演员片酬过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自问，这部戏演员片酬过半了，这是一部怎样的戏？”

　　2000年初到今天，中国影视行业开始走向市场化改革，一下子开放的市场、一窝蜂涌入的资本和跟不上趟的行业监管布局，自由蓬勃、高速发展的市场也同样带来混乱与危险。

　　一步步，明星片酬之高到了让人难以承受的地步。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告诉每经影视记者，一些明星价格高得让人不敢去找他们。但如果找些不知名的演员呢，影院经理看到没明星，给排片量就少，甚至根本不排。电视台看到没明星也不买电视剧的播出版权。所以只能花重金找明星，压缩其他部分的制作成本，电影的效果又不好，剧本质量一退再退，造成恶性循环。

　　资深编剧余飞对每经影视记者说起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怪现象”：“有些演员因为不想接一部戏，报出了完全不可想象的天价，结果对方同意了。这种光怪陆离的见闻，在近年来的中国影视圈里多的是。”

　　“一部投资1.5亿元的影视剧，大牌明星片酬就拿走1亿元。”余飞表示，“这肯定对产业不利，钱全部被明星拿走了，剧组的其他几百个人的工作，都没他一个人重要。而且他是不是值得那么多？他一部戏拿的钱，很多老百姓几辈子都拿不到。”

　　资本炒作，1000万的点击量吹成1个亿

　　“如果真是国宝级的，甚至‘球宝级’的演员明星，观众就是认可他、喜欢他，那他片酬高是可以理解的。”余飞认为，但如果这个人只是因为某个偶然原因爆火，就给他一个亿片酬，就不一定合理。

　　在尚不成熟的中国影视市场中，明星的“价格”并不能完全反映其价值。

　　“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明星的片酬可能是资本在其中包装、炒作出来的。”余飞分析，尤其是网络小说翻拍剧、在“粉丝经济”盛行的当下，不懂影视制作又求快投快收的跨界资本，在投资电影时唯数据是从。

　　主演背后有多少粉丝？一部网络小说有多少阅读量？一系列这样的数据成为投资标准。于是，资本就有动力合力把数据的泡沫吹大。“本来他演的戏点击量只有1000万，非要给他炒作成1个亿。那就可以拿出去要价，哄抬演员片酬。这种方式我们要特别警惕。”

　　“不用做出努力就成为顶级的大明星，这种方式，说白了是欺骗观众、欺骗社会来获取利润的方式。”余飞说，这不光对影视行业有不良影响，对社会也会有不良影响。“那小孩会觉得，当明星多爽啊，只要长得好看，什么都不用干了，或者整个容、拜个干爹、找人一包装就火了。不好好干具体工作，轻视其他行业的工作。对整个社会风气不利。”所以对于真正有实力、有价值的演员，高片酬是可以的，那种靠包装带来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高片酬现象需要遏制。

　　业内人士们一致认为，当明星片酬占制片总成本高达三分之二时，就已经违背了影视制作规律，最后出来的必然不是一个好的作品。

　　谢晋研究者石川，回忆大师谢晋镜头下年轻演员们从作品中获得的历练。“以前谢晋的电影，那些年轻演员要提前两三个月到拍摄场景去体验生活。如果演农村题材的戏，就要学种地。现在这种拍法，一个主演进一个电影剧组的时间可能才20、30天，他连台词都不会念呢，谈何融入角色、锤炼演技。”

　　日本，再大牌的明星片酬占比也不超30%

　　明星片酬在一部影视作品中占比50%以上的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而放眼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行业，如此高的片酬比例却几乎不可能。

　　好莱坞是如何做到的？其明星片酬的比例，不是只靠市场调节做到的。

　　石川坦言，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很多东西很难用行政命令来管。一定要有法律的监管，还要有行业管理。“行业管理一个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同行公议。好莱坞的演员、制片人、编剧等群体，背后都有一个强势的协会。当明星成本高到不行的时候，好莱坞的制片人协会会去跟演员工会协商。演员和产业，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大家一定要就利于行业发展的利益达成共赢。”

　　对于有着中日合拍片经验的蒋钦民而言，日本演员对行业的“共识、共感”效应让他印象深刻。“十年前，日本经济不景气，演员片酬自降半价。此后几年，都维持半价。我的电影《初到东京》（拍摄于2011年），女主角是日本国宝级的女演员倍赏千惠子。虽然是老演员，但她的市场认可度很大，她的广告代言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她的电影片酬过了一亿日元（600万元人民币），到了我这部片子，半价。就因为经济不那么发达了，他们有共感作用，号召大家自降片酬。包括木村拓哉这样的国际巨星，当时也是降了半价的。”

　　据蒋钦民了解，日本影视行业现况里，明星占一部影视作品中的制作总成本不超过30%。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制片人协会来制定行业公约限制明星片酬，但我觉得从效果来说，形式大于内容。你不肯出这个价钱，肯出这个价钱的多的是，你怎么惩罚他呀？这个公约，只能是从意识、和观念的层面对大家进行一个提醒，但没有强制性。”石川说。

　　作为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余飞也觉得编剧协会对演员的制约力非常有限。“过去经常有这种情况，协会开会时商量好的，不用某个有劣迹的演员。结果会议一结束，一出门就几个人都分别给该演员打电话说加钱请他。”

　　目前，被称为“中国电影第一法”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启动草案十多年以来，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入二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