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一养殖户因产品包装上标注了“国宴用鸭”等广告违禁词被罚40万元。目前，当事人准备提起行政诉讼。此案引起热议，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组数字反差：开网店卖了58只海鸭，线上获利568.4元（线下无法计算），却被罚40万元。据养殖户所述，一家8口靠卖鸭子维持生计，全年收入不过2万元，全家人不吃不喝20年才能还清罚款，难免让人觉得行政处罚脱离了实际。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通过合理的程序得出了不合情的处罚决定？

　　对比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当事人代理律师的说法，双方均承认“国宴用鸭”广告用语是违法行为，但前者将其定性为绝对化用语广告，依据广告法，罚款范围为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后者主张定性为虚假广告，标准是广告费用3倍以上5倍以下。若按当事人提出的178元广告费计算，即便5倍罚款也不过千元，与40万元天差地别。

　　关键在于，“国宴用鸭”广告用语应该适用绝对化用语广告还是虚假宣传。

　　笔者认为，“国宴用鸭”的确是广告违禁词。广告法明确排斥“国家级”等宣传词，这一表述在词义上具有等同性，且具有排他性，符合绝对化用语广告的认定标准。

　　即便属于绝对化用语广告，40万元的处罚力度也有待商榷。海南省在广告法基础上，按照裁量阶次将罚款标准细分成了5档。综合考虑当事人经济状况、主动将产品下架、未造成严重后果，是否可以认定“轻微违法”呢？

　　数字农业时代，农民通过电商发布广告、销售农产品会越来越频繁，但也要承认，许多农户不懂广告法，分不清绝对化用语广告和虚假广告，管理部门总不能次次都以刚性条文处以巨额处罚。相关部门可否进行一些专题培训，帮助农民避开雷区？是否可以酌情综合考虑，教育和处罚相结合？这是“国宴用鸭”案更广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