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向何处去？

　　近日，《求是》杂志刊发高层重磅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在“完善城市化战略”一章中，文章指出：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

　　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

　　东部城市不能盲目“摊大饼”，中西部省区要避免“一市独大”，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

　　这一定位可谓高屋建瓴，为我国不同层级的城市发展指明方向。

　　01

　　东部城市不能盲目“摊大饼”，而要走多中心的城市群模式。

　　以中心城市促进城市群发展，业已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导方向。正如文章所说，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大城市的扩张在所难免。

　　然而，大城市的扩张，究竟是无限“摊大饼”、到处大拆大建、疯狂建新城，还是以都市圈、城市群打造多中心模式，答案显而易见。

　　应该说，对于一些首位度不高的省会城市，强省会应该还有推进空间。省会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省域经济的竞争力也会受到影响，在重大国家战略的竞争中也会存在短板。

　　对于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来说，摊大饼式发展可能会受到限制，单中心的发展模式同样不合时宜，许多城市将资源堆在中心城区，从而抬高房价的做法必然要受到限制。

　　相比而言，有产城融合效应的郊区新城、都市圈和城市群辐射范围内的次中心城市，可能会成为新的重点发展方向，这样不仅能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还能降低疫情等重大事件造成的风险。

　　所以，一线城市寻求直辖、二线城市无限扩张的冲动，可能短期都会受到影响。

　　02

　　中西部地区避免“一市独大”，这是对强省会模式的纠偏，一批“副中心城市”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避免“一市独大”，这是针对中西部地区而言。

　　原因很简单，东部省份基本不存在强省会，省内经济强市林立，而多数中西部省份，省会可谓一家独大，首位度（省会GDP/全省GDP）超过30%的比比皆是。

　　在省会之外，往往找不到一个稍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副中心城市。

　　不过，避免“一市独大”是有前提的——有条件的省区。

　　事实上，诸如宁夏、青海、西藏等地区，本身经济体量就不大，全省GDP还比不上东部一个地级市，加上地理环境受限，即便省会（首府）GDP占比超过50%，也有其合理性。

　　这些省区想要培养出副中心城市也不容易，集中发展省会反而是务实选择。

　　相比而言，有条件的省区——湖北、河南、湖南、四川、陕西、安徽、广西等地，在省会（首府）之外，有必要培养出一批副中心城市。

　　根据各地规划或约定俗称的说法，湖北的副中心城市是襄阳、宜昌，湖南的副中心城市是衡阳、岳阳，河南的副中心城市当属洛阳，四川的副中心城市大概是绵阳，陕西的副中心城市应该是宝鸡或榆林，广西的副中心城市则是柳州或北海。

　　从经济体量来看，即便作为省域副中心，这些中西部省份的次大城市与省会之间均存在明显差距。

　　在中西部主要省份中，差距最大的当属成都与绵阳，2019年，成都GDP为17012.65亿元，绵阳仅为2856.2亿元，成都GDP总量是绵阳的近6倍。

　　其他省市悬殊同样严重：武汉/襄阳、长沙/岳阳都在3倍以上，西安/榆林、合肥/芜湖、昆明/曲靖在2倍以上，只有广西南宁与柳州1.4倍。

　　这种差距的存在，既有政策因素，也有市场因素。

　　所以，如何在“强省会”和“多中心”之间取得平衡，无疑是一大考验。

　　03

　　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

　　说起条件好的县城，很多人会想到“百强县”。

　　的确，作为县域经济的佼佼者，百强县不仅是新一轮城镇化的重要着眼点之一，还承担了扩大内需的重任。

　　根据赛迪发布的《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2019年，百强县以占全部县域不到3%的土地，11%的人口，创造了县域约1/4的GDP。百强县中突破千亿元GDP级别的县域达到33个，较上年增加3个。（参阅《中国百强镇、百强县、百强区：这些地方强势霸榜！》）

　　在省份分布中，百强县集中于东部地区。江苏、浙江和山东三省的百强县数量共占据近六成，分别为25席、18席和15席，三省合计占比近6成。

　　未来，这些“百强县”有可能获得一定的政策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