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多”“通”“新”三个字。

所谓“多”,是指该著在横向上具有研究视角多元的特点。该著是一部从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史、管理学、文化史、文学史等学科视角对清代贡院进行全方位考察的学术专著,详细考察了清代贡院的级别类型、时空分布、修建途径、建筑形制、管理制度、文化创造、考试思想、文学书写和近代转型。这种研究方法,既抓住了贡院作为一种科举考试专用建筑的基本特点,又将贡院从科举学研究的视阈中抽离出来,帮助读者了解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面向。其中有关贡院的文化创造、考试思想、文学书写的章节尤其范围广泛、资料丰富,令人目不暇接。

所谓“通”,是指该著在纵向上具有通史的视野。从有清一朝来看,该著不仅设置了“清代贡院的时空分布”一章,制作了44个表格,将清代各级各类贡院的时空分布情况清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设置了“晚清贡院的近代转型”一章,分类说明了清代贡院的历史结局。从中国贡院通史的角度来看,该著还设置了“清代贡院的历史渊源”一章,追溯了自隋唐至元明历代贡院的历史变迁。其中对于唐代考功贡院、宋代解试与贡士贡院的深入考据,更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上层楼。该著甚至通过考订《周礼》《礼记》等儒家典籍与后世正史、方志、文集,提出了周代“泽宫”是清代贡院典籍文化之源的观点,令人格外印象深刻。可以说,该著不仅是首部综合性中国贡院断代史研究专著,而且同时兼具了中国贡院通史研究的雏形。值得指出的是,该著这些表格的资料来源都是作者逐本逐页翻阅了四千多种地方志搜集而来,耗时之久,耗力之勤,令人咋舌。

所谓“新”,是指该著的研究结论颇具新意。该著除了利用多元的学科视角切入清代贡院研究从而提出了诸多新论,其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便是提出了“以公益求公平”是清代贡院核心文化特质的观点。此前学术界对于贡院的评价,一般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相对正面的评价,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花甲忆记》(1896)认为,他在1850年俯瞰福州时看到的福建贡院是福州全城唯一可称道的建筑,反映了中国文明最好的一面。第二种是相对负面的评价,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1963)论及贡院是“考试地狱”的象征。第三种是相对中性的评价,如美国学者贾志扬《宋代科举》(1995)认为宋代贡院深邃复杂的院子和庄严的中央主轴线能够加强崇高威严之感,是最明显的科举象征;中国学者刘海峰(2009)认为贡院是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的具体象征,张亚群(2014)认为贡院是科举文化兴盛的产物,夏维中(2021)认为江南贡院是明清科举史的重大物质载体。而《清代贡院史》则设置了“清代贡院的修建途径”“清代贡院的管理制度”二章,从贡院修建的经费来源、贡院管理的人员构成两个方面,详细论证了清代贡院的创建与维修大多源自社会捐助的历史事实;还设置了“清代贡院的考试思想”一章,指出清代社会各阶层踊跃捐建贡院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规范考场纪律、助益考生发挥、提升考试公平。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从教育公益文化类型的角度来说,清代贡院属于助学、奖学、奖教三种中国古代教育公益文化类型之外的第四种类型,即“助考”类型。与之性质相近的则还有宾兴、试馆等,前者向考生提供考试经费资助,后者向考生提供考试期间的住宿便利,它们也都具有“以公益求公平”的核心文化特质。清代宾兴、贡院、试馆等助考教育公益文化类型的出现,既体现了清代科举社会对“公平选才”理念的极致追求,也是隋唐以来科举为“至公之制”的具象化表达。“以公益求公平”,源自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公正”理念高度契合,对于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

(浙江工商大学 杨齐福)